任何一件商品，其实质价值等于交易价格加上使用价值。手机，是我们每天都必用的工具，它的使用价值接近于近视者眼镜，甚至相差无几。以月入5000大洋左右的年青一代来说，多数人会认为花4000元买一部高端智能手机(如iPhone)是有点昂贵的，但手机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其广泛的用途和丰富的趣味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思前想后，还是买一部iPhone元的吧，虽然功能款式和低端的大同小异，就是软硬件和美誉度方面就要好得多了。
早在唐代的中国，茶叶、丝绸以及瓷器的产量颇丰，不仅远远满足了当时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还有大量库存。于是，一批有眼光的商人就带着多余的茶叶、丝绸、瓷器四处寻买家，开展了早期的商品贸易活动。他们从首都长安出发，有的南下，有的北上，有的往东，
有的西去，可到最后，只有西去的、南下的商人，将所带的商品销售殆尽，其他两路则无功而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及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两条商品贸易路线。这些源源不断销往波斯、罗马、天竺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并没有标注像样的商标，只是笼统的以茶叶、丝绸、瓷器这些宽泛的集合名词相称。但大唐出产，必属精品，这已经是一种品牌效应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已。
而到了宋朝，中国社会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而起的就是商品交易饿的极大繁荣和商品经济极速发展。比如宋代的五大名窑，因为它们出产的瓷器最优秀也就最受上层人士的欢迎，这已经是最简陋的品牌效应了。到了明中期，各种钱庄林立而起，就如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有些钱庄因为信誉好所以人们都喜欢用他们印制的银票，这就是最质朴的品牌效应。明朝后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州、湖州等地，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品，这些手工业品往往会署上制造者的姓名，如张明岐的手炉、时大彬的紫砂，等充斥着国内市场，这样的品牌已经跟现在的品牌很接近了。可不幸的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资本主义萌芽也随着夭折。直到道光年间，随着外国的不断入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区分商品，中国人的品牌意识才再一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各大品牌已不再是单纯的用人名了，而是用了真正比较有
含义的名字或者用外号来代替人名，比如狗不理包子、泥人张泥塑、瑞蚨祥、全聚德等。但是这时的特点是品牌应用范围小，无实业产业，也就是民族工业品牌几乎没有，工业产品皆靠进口。
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品牌意识，形成于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实业与品牌。当时许多轻工业制造商，为了把自己的产品与洋货区分开，便开始为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产品起个响亮的名字，像上海振泰纱厂、无锡保兴面粉厂、上海荧昌火柴厂等，都是那时候出现的。很显然，这次很多工厂以及产品，既没有使用人的姓名，也没有用诨号，表明了品牌意识的真正形成。解放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使得原先的一些品牌消失了。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要进行国际贸易，但商品没有商标是不能出口的，于是“红旗”、“宇宙”、“蓝天”、“白云”、福特是哪国的品牌“东风”等，一些云淡风轻的词语被标在产品上，就成了一个个商标。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品牌意识的淡漠。
今天我们看到的人们浓郁的品牌意识，还要源于“李宁”这个品牌。1989年，李宁获得世界冠军退役后，就专注于运动服装设计，并把自己的名字绣在衣服上。在李宁的牌子上市时，
人们大多穿着没有标牌的蓝绿中山装，自然对这个衣服上绣着人名的服饰感到怪怪的，并不十分乐意购买。直到人们一点点地认识到，身上穿的皮尔·卡丹，路上行驶的福特轿车等，都是人名时，才勉强接受了李宁这个品牌，从而制造了李宁的商业神话。李宁品牌热，更是激起了企业家用自己名字作为商标的念头。而到了90年代和20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和入世带来的市场冲击，国外的品牌涌入国内市场，国外的关于品牌的认识和知识也传入了中国，这也就直接的造成现在的品牌热。
中国人的品牌意识从明朝萌芽，直到四百余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广泛形成，这个速度实在是慢了点。但是，只要国人抓住机遇，努力建立民族品牌，注重品牌精神，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属于中国品牌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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