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
作者：暂无
来源：《新长征》 2016年第10期
    从湘桂黔三省交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城乘坐公交汽车约1 小时的时间，本刊记者采访组一行便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县溪镇恭城书院。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通道转兵重大决策的发生地。1934 年12 月12 日晚，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临时军事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会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案，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争取主动。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可，从而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通道会议做出的转兵决策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后来的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在中国革命史上光彩夺目的遵义会议。也正是这一次转兵，使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从此重新得到认可，开始了军事思想对红军的领导，揭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
    从书院中模拟的当时会议的场景中可以看到，参加通道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列席会议的有。当记者把自己的手放在标有“”桌牌下面的椅子上时，似乎触摸到了历
史的电流，又仿佛链接到了长征到此地此时的那一刻，令人从未有过的血流加速、心驰神往……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方桌依次摆开，坐的那把椅子摆在会议桌的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而在当时，这个座次与所处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事指挥权以来，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已经没有了发言权。
    当时，在历经了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拟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命桂系军阀继续追赶，并在红军前进的方向布下了十几万军队蓄势以待。纪念馆中一份留存的电报，说明了当时红军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据《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11 日西进的命令部署》称：“绥宁已到敌六十三师，其六十二师亦将续到。有由绥宁向通道截止我军可能。桂敌廖部昨已进入马蹄街……企图利用由南向北大道向我侧击……”元帅在回忆中也谈道：“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6 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
    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无暇休整，而前路又充满险恶……3万多红军将士正面临着一次生死抉择。红军何去何从？决策已刻不容缓。
    此时，中央红军的命运掌握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手中。当时的博古不顾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借共产国际的名号和所谓的革命激情处处颐指气使，认为转兵进入贵州不符合军事原则和共
产国际原定的目标，而且认为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西进贵州是贪生怕死之举。此时已被夺去军权的焦急万分，为挽救红军，到革命生存的“通天大道”，他只得私下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事一再失利的原因，指出北上湘西的危险结局，力主中央红军西转进入贵州。
    就在争取中央领导人支持的同时，李德和博古也在为“坚定布尔什维克理想”加油。李德本是一名德国人，名字叫奥托·布劳恩，1926 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 年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3 年9 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长征途中，李德以自身的经历说服博古不要因为流血牺牲而对共产国际的决议产生动摇，要“坚定地做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两大阵营”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的反复坚持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于1934年12 月10 日进入通道境内，占领了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予红军休整、提供食物和冬衣”的地方。通道会议即在此时此地召开。
    见参加会议的人员到齐后，周恩来站起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部队的去向问题。听到大家一些意见，现在请大家端到桌面上来。”
    为掌握会议主动权，李德第一个发言说道：“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
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看到没有人接茬，博古有些憋不住了，不等大家讨论就以结论式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博古要收场，赶紧说：“博古同志，不要急嘛，听听大家的意见再作计议。李德同志，我要提醒你，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30 多万国民党军队，何况贺龙自己也在撤退。”
    此时，张闻天显得有些焦急地抬起头看着，王稼祥更是从担架上欠起身凝视着，周恩来那充满期待的目光也停留在的脸上，大家都期待着他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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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此情景，感到是时候了。他扬了扬手中的烟，望了在座的各位一眼说道：“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但今天不吐不快。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未待李德回答，便把湖南军阀何健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湘西修筑的4 道防御碉堡线及有关兵力部署等情况详细地作了介绍，然后猛吸一口烟质问李德：“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接着说：“我们何不
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听了的发言，李德自然很不爽，终于再也坐不下去了，拂袖而去。与会的其他人员一致赞成的意见。博古在连战连败的军事压力下，也只好同意的意见，但保留意见称：进入贵州后仍应引军北上。
    会后，当日19 时30 分，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12 月13 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
    通道会议后，红军自此步入了一条通天大道。正如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 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让一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却永远不会抹去历史事件本身的光芒。元帅在后来接受采访时称：“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
    中央红军通过通道，不过7 天7 夜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军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模糊。长征，更多地存在于通道人民的口口相传中，并成为一种精神财富，长久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