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音”说与《诗经》吟诵的读音
——兼评《诗经诠释》的注音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王恩保
【摘要】本文内容：一，朱熹的叶音说是不可取的，但朱熹利用叶音来讽诵涵咏《诗经》值得进一步研究；二，对《诗经诠译》中的注音作了评议，指出它突破了叶音说的影响，个别通假字的字音还可以进一步推敲。
【关键词】叶音说朱熹诗经诠译吟咏集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而且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梁启超先生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1（《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读书法之三》）两千年来，它一直受到经学家、史学家、音乐家、舞蹈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乃至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的重视，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研究《诗经》的专著。可是没有一个研究吟诵的学者写出关于吟诵《诗经》的专著，甚至对《诗经》中每个汉字怎么读，也时有争论。好在华锋教授等合编的《诗经诠译》最近又经修订后再版。这本书为《诗经》的每一个字都注上了
汉语拼音，这就为广大读者带来了方便，特别是为吟诵《诗经》的人提供了新的读本。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吟诵《诗经》时的读音问题。具体说来，大致谈以下两个问题：一，“叶音说”和吟诵的关系；二，《诗经》个别字的读音问题（其中包括多音字的处理；假借字的读音问题；“破读”音的处理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自然要涉及到《诗经诠译》的注音。下面一一讨论。
壹，“叶音”说和吟诵的关系
一，“叶音”说简介
“叶音”说是关于上古诗文韵读的一种学说，它的行程与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它始于东晋，盛于唐宋，普及于元明清。“叶音”原本是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术语，与“取韵”、“协句”、“叶韵”、“协韵”的意义相近或相同。从周朝到东晋，汉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晋人读《诗经》有时感到不押韵，就临时改变韵脚的读音，东晋语言学家徐邈（？-397）把这种做法称作“取韵”；北周语言学家沈重（500-583）则称之为“协句”；唐代学者陆德明又称为“协韵”。宋代古音学家吴棫编著的《毛诗补音》，久已亡佚，经过张民权先生的汇考校注，使该书的基本内容和大致面貌得以恢复（参阅《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该书把叶音说以韵书的形式肯定下来，可以说集东晋以来的叶音说之大成。宋朱熹撰《诗集传》，采用了吴棫的叶音研究的成果（据张民权统计，吴棫《诗补音》近两百篇430个左右的韵字音释，比照之下，《诗集传》有340个以上的韵字反切音与之一致，占80%以上2），朱熹正式提出“叶音”的名称。由于《诗补音》的叶音后来被移
1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2张民权著《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
植到他的《诗集传》之中，随着“朱子”地位的提升和理学的流传，朱子一跃而成为“叶音说”的代表人物。元仁宗延祐年间（公元1314-1321年），朝廷开始用《诗集传》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明朝沿袭之。南宋、元、明三代，说《诗》者，多宗朱氏，这样使得“叶音”说普及到全国。七百年来，“叶音”说在国内影响深远。
二，叶音说的内容述评
宋朝人用当时的语音诵读《诗经》，有时感到押韵不和谐时，就临时改读韵脚的字音以求和谐，这就是“叶音”说的内容。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用叶音比较普遍。例如《诗·周南·卷耳》的前三章：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叶户郎反）
（朱熹认为“行”要改读háng，与“筐”押韵。）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叶户隈反）
（朱熹认为“怀”要改读huí，与“隤．”“罍．”押韵。）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叶古黄反），维以不永伤。
（朱熹认为“觥”要改读guāng，与“黄”“伤”押韵。）
其实，根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筐”与“行”在上古同属阳部，本来就押韵，在“行”字之下注“叶户郎反”，多此一举。同样，“嵬”“隤”“罍”“怀”，都是上古“微”部字，它们也都押韵，把“怀”（huái）改读为huí，没有必要。第三章，“冈”“黄”“觥”“伤”都是阳部字，在上古是押韵的，但到了宋代，“觥”字的字音发生了变化，《广韵》中读“古横反”，朱熹注“叶古黄反”，就是让“觥”字改读guāng。
更典型的例子是“家”字：
○1，《诗·周南·桃夭》：（《诗集传》第5页）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芳无、呼瓜二反）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
○2，《诗·桧·隰有长楚》：（《诗集传》第86页）
隰有长楚，倚儺其华．。（芳无、呼瓜二反）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古胡、古牙二反）
以上反切注音都是根据吴棫的《诗补音》。朱熹的意思是说，如果“华”读“芳无反”，则“家”读“古胡反”；如果“华”读“呼瓜反”，则“家”读“古牙反”。总之“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韵字是可以随意变读的。朱熹对《豳风·鸱鸮》（《诗集传》第94页）的注音是：
予手拮据（音居），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
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其中的“家”字也注成“叶古胡反”，此外还有《诗·小雅·常棣》的“家”（《诗集传》102页）、《诗·小雅·采薇》中的“家”（《诗集传》105页）、《诗·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家”（《诗集传》24页）、《诗·小雅·雨无正》中的“家”（《诗集传》135页）以及《诗·大雅·绵》之中的“家”（《诗集传》180页）等。
朱熹《诗集传》中叶韵的例子还很多，如：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行，叶户郎反。（《诗·邶风·北风》第25页）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明，叶谟郎反。（《诗·齐风·东方未明》第59页）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叶则故反。（《诗·小雅·采薇》第105页）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叶铁因反。（《诗·大雅·文王》第175页）
对《诗经》语音研究有巨大贡献的语言学家的著作至少有四部，他们是：○1、高亨的《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2、王力的《诗经韵读》（同上，1980年12月出版）；○3、黄典诚的《诗经通译新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4、向熹的《诗经译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语言学家都不接受叶音说，其中王力的《诗经韵读》对叶音说作了明确的无情的批判。王力认为“这个理论的错误是缺乏历史观点。”王力先生详细列举了“朱熹从他的唯心论的‘叶音’说出发，引出了许多错误。”他说：（1）有些字本来不是韵脚，硬说是韵脚。例如《召南〃行露》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三章：‚谁谓鼠无牙？何以
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朱熹于二章的‚家‛字注云：‚叶音谷‛；
于三章的‚家‛字注云：‚叶各空反‛（即音‚公‛）。其实这两个‚家‛字都不是韵
脚，朱熹这是随意胡猜。（2）有些有韵的地方反而不知道有韵。例如《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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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何‛押韵，因为不在句末，朱熹就忽略过去了。（3）在许多地方，朱熹
所注的‚叶音‛，其实在上古和所注的字不但不同音，而且不同韵部。例如《周南〃关
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朱熹在‚采‛下注云：‚叶此
礼反。‛‚采‛与‚友‛古韵同部，‚礼‛与‚友‛古韵不同部，叶‚此礼反‛反而
是错误的。（4）最可笑的是模棱两可的‚叶音‛。例如《郑风〃女曰鸡鸣》：‚弋言
加之，与子宜之。‛朱熹在‚加‛下注云：‚叶居之、居何二反‛；在‚宜‛下注云：
‚叶鱼奇、鱼何二反‛。意思是说，如果‚加‛读‚居之反‛，则‚宜‛读‚鱼奇反‛；
如果‚加‛读‚居何反‛，则‚宜‛读‚鱼何反‛。这就是说，韵字是可以随意变读
的。《诗经》的作者真是这样做的吗？绝对不是的！总之，‚叶音‛说是唯心主义的
虚构，必须予以批判。（《诗经韵读》第2-3页）
从明陈第开始，不少学者对“叶音”说进行了批判，但叶音说的影响并没有被彻底清除，直到现在还有人采用“叶音”方法为《诗经》注音，余冠英的《诗经选注》、程俊英的《诗经注析》、江荫秀的《诗经译注》中都不乏其例。连北大中文系编著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有采用叶音来注音。全面采用叶音说注音的是袁梅的《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0
年出版），把朱熹叶音的例子加以现代化，所以的反切都转换为汉语拼音方案注音，扩大了叶音说的应用范围，因为受到批评，后来在再版当中被迫取消了叶音的内容。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到叶音说在学界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三，张本义对“叶音”说的评价
王力先生的批判，并没有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足够的注意，最近又引起吟诵学界的反弹。张本义先生在《吟咏集要·前言》中写道：
“吟咏诗歌必须具有一定的古音韵常识，最起码也要知道‘叶音’。‚叶者，协也‛，读若协。‚叶音‛一说，力倡者为宋代朱子，亦即追寻上古字音，以解决由于
古今音转所致的古诗中韵脚不协的现象。长时间来，特别是由于明末陈第等人的反
对，叶音说一直被诟病，以至于被指责为‚漫从改读‛（清人戴震），甚至被扣上了
‚唯心主义‛（王力）的帽子。而近年来，随着对古音韵学研究的深入，学界也逐
渐对叶音有所接受。有学者指出，叶音至少反映了宋代的实际语音。窃以为，叶音
说是朱子对音韵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当然也是对吟咏歌诗的一大贡献了。古今人吟
诗，不可不知叶音。‛（《吟咏集要》第4页）
张本义先生是我尊敬的吟诵学专家，他在吟诵界的影响是我们所熟知的。惟其如此，我对他上面讲的这一段话不能不提出商榷，目的是想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张先生这一段话至少有三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他说：“吟咏诗歌必须具有一定的古音韵常识，最起码也要知道‘叶音’。”我认为“必须具有一定的古音常识”是对的，因为有了古音常识，对诗歌押韵、韵脚的确定有帮助，对考据古音通假和双声叠韵也有好处，对理解平仄对仗诗词格律更有帮助。至于“最起码也要知道‘叶音’”，需要详细分析。作为一个想搞吟诵的人，是应该了解“叶音”是怎么回事，知道“漫从改读”是不可取的。特别要了解朱熹提倡“叶音说”的目的，他在《诗集传》中推行“叶音”，是为了服务于“讽诵涵咏”《诗经》。（所谓讽诵涵咏，就是仔细读书的意思。）朱熹认为运用“叶音”有利于讽诵。但他是重义理而轻吟哦的，他说“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咏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朱子语类》第208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朱熹把掌握《诗经》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讽诵涵咏”（仔细阅读）看作掌握诗意的必要步骤。朱熹在回答“读诗之法奈何”的问题时说：“从客讽诵，以习其辞，优游浸润以绎其旨，涵咏默会以得其归，往复低徊以尽其致，抑扬曲折以寻其节，温厚深婉以合诗人之性情，和平庄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于古，而必通之于今；不惟得之于心，而必验之于身，是乃所谓善读诗也。”（见《刘开刘孟涂集》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朱熹的读书法显然是“对吟咏诗歌的一大贡献”，他把吟咏诗歌的整个过程都描述出来了。我以为，今人吟诗能知道“叶音”说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避免走“漫从改读”的老路；如果能知道朱熹提出叶音说的初衷，知道他强调“讽诵涵咏”对我们今天的“吟诗”更有好处。
第二，张先生还说“长时间来，特别是由于明末陈第等人的反对，叶音说一直被诟病，以致于被指责为‘漫从改读’（清人戴震），甚或被扣上‘唯心主义’（王力）的帽子。”
这一段话几乎完全否定从明清到现代对叶音说的责难和批判，对音韵学史作了片面的描述。众所周知，陈第（1541-1617）是明代卓越的音韵学家，他写的《毛诗古音考》（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参见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本），《四库全书提要》云：“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评价是很高的。陈第认为《诗经》用韵是以先秦古人的实际语音为基础的，以今音读《诗经》之所以不谐和，是语音演变的结果。他列举《诗经》韵字494个，用直音法逐个考证了这些韵字的上古读法。（其具体音值不尽妥当，是另一个问
题）后人所谓“叶韵”，是古音不合今读。陈第认为“古有定音”，尖锐地指出“叶韵”说是荒谬的，“注诗者一则曰叶，再则曰叶，……胡为以今之读为正，而以古之正为叶也？是以楷书为正字，篆隶为模楷而作矣！颠倒古今，反覆伦类，莫此甚也。”他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自序》）陈第揭示了音有古今之别，确立了明确的历史观点，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从此以后，人们懂得了古诗自有韵，自有其读音，不宜用今音来律古，“叶音”说也就彻底地被否定了。陈第的《毛诗古音考》直接冲击了“叶音”说，使其后清代的古音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陈第还是王力先生，他们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叶音”说的谬误，至于说到“叶音”说是“唯心主义”，似乎有些过头，因为“叶韵”不见得都是纯主观的东西，但我们也绝不能说朱熹的“叶音”说是唯物主义的。我们要看批评的矛头实际所指的内容是什么。《诗集传》叶音的实际错误有两条：一，昧于古音的分布；二，叶音字没有定读。张先生还说：“而近年来，随着对古音研究的深入，学
界也逐渐对叶音有所接受”。据我所知，肯定朱熹在吟咏《诗经》方面的论述是有的；肯定清代音韵学家在继承陈第的同时也“程度不等地保留了建立在上古韵部系统研究基础上的叶韵观，也是有的。但这种叶韵是改古韵以就古韵，与中古朱熹等人，改今韵以就今韵，甚至改古韵以就今韵的叶韵有着本质的不同”（见参考文献注20的第21页）。从正面完全肯定朱熹的“叶音”说的人在音韵学界却很少见到。说“叶音至少反映了宋代实际语音”这是误解，实际上是指朱熹注叶音时所用的反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朱熹所操方言的音系，这和肯定“叶音”说是两码事。说“叶音”说，是朱子对音韵学研究的一大贡献，这种提法恐怕不能成立。连朱熹本人也未必赞成，朱熹曾多次声明：朱熹《诗集传》所作的叶音，基本上取之于吴棫的《诗补音》。《朱子语类》云：“叶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问：《诗》叶韵有何所据？而言曰：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朱熹的态度很明确，叶韵的创立者是吴棫，而他只不过作了一些“添减”的工作。（详见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棫的<；诗补音>研究》第46-48页）怎么能说，“叶音”说是朱熹对音韵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呢？
第三，前文已经说过，由于《诗补音》的叶音后来被移植到朱熹的《诗集传》之中，随着“朱子”地位的提升和理学的流传，朱子一跃而成为“叶音说”的代表人物。“叶音”说虽然在理论上不正确，但靠着朱子的地位和影响，在全国教育界有广泛的流传。例如康熙49年（公元1710年），康熙皇帝下令编纂一部字书，要求“一音一义可采者，靡有遗逸”。五年后书成，赐名“康熙字典”。《康熙字典》里就收音来说，把所谓的正音、又音、俗音、古音、叶音全都收入。由于大量的叶音的收入，使得曾被顾炎武批判过的叶音说凭借朝廷的字典得以重新认定，这对清代的古音研究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又例如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05年），乾隆下令重定满文十二字头音训，同时编订了《钦定叶韵汇辑》，该书汇集了自宋元明以来的韵书字书所搜集的叶韵音，可谓是《韵补》问世以来，最大的一部叶韵总集。这部书将叶韵说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康熙字典》对叶音说的重新认定、乾隆编订《钦定叶韵汇辑》，这两个皇帝所采取的文化措施大涨了叶音说的志气，灭了顾炎武等人古音研究成就的威风，使
得清代追求功名的一些小儒不敢追随顾炎武的正确道路，而重新去接受朱熹的叶音说。从而，在清代的小知识分子和私塾教育部门中，朱熹《诗集传》的叶音说有广泛的市场。这些事实表明，在统治者和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眼里，叶音说还是有重要地位的，并不是“一直被人诟病”。即使科举考试取消以后，旧教育体制的惯性使得叶音说仍在私塾中流传，在字典中被人查引用，在吟诵中被代代相传。例如，赵元任先生，他是1892年出生的，1899年他读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教他《诗经》，仍然受叶音说的影响。张本义先生所熟悉的南金书院书房调，也不会不受到叶音说的影响。可以说，七百年来叶韵说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两方面，一，在吟诵时，追求韵脚的和谐。例如《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野”字，读“yě”没有问题（见《吟咏集要》第23页），而在《敕勒歌》中“笼盖四野”的“野”，就注“野读yǎ”（同上，第37页）。根据押韵的需要临时把“野”由yě改读为yǎ，这就是“叶韵”。我们知道，这种临时改读在历史资料当中不到根据，但是在现代方言资料当中可能有一点根据的，例如南昌话、厦门话、潮州话、福州话以及长沙话的白读都读“yǎ”。但是这些方言中读“yǎ”，是不是就能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读“yǎ”呢？不能证明。更重要的，活语言是一个系统，我们不能所有的字几乎都按普通话来读，只有一个字按照厦门话来读“yǎ”，这好像说不过去，一般人也听不懂。还有一种“叶韵”是有根据的，例如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的“涯”，吟诵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yá”；一种是读“yī”，如周祖谟、侯孝琼的吟诵。“涯”在广韵当中有两种读音，一是“五佳
切”，属佳韵，一是“鱼羁切”，属支韵。这首诗的韵脚“迟”“悲”“时”“知”“涯”，都属于支韵，所以读“yī”是有根据的，是一种保存古音的读法。如果读“yá”，是依照现代汉语的读法，也不错，但是和前面的几个韵的韵字不和谐。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