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卷第6期2010年11月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l.22，No.6
Nov．，2010
【名家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导师影像
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摘要］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招收学生20名，采取导师个别培养，学制三年。教育史教研室的教授们，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陈元晖先生等或担任编外导师，或亲自带徒，他们风格各异，各具特，对中国教育史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学生的培养方式等方面均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导师影像
［中图分类号］G5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905（2010）06－0061－08
Images of the First Postgraduate Tutor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ANG Bing-zhao（narrator），ZHOU Hui-mei（arranger）
（Fuculty of Educ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In1961，the program of Chinese history recruited its first postgraduates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which a-dopted the individual training model with the three-year educational system．The professors of history education or as a su-pernumerary teacher，or in person to guide students，such as Qiuchun，Shaoheting，Qujunnong，Maolirui，Chenjingpan，Chenyuanhui ect．They conducted a groundbreaking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ethods，students training models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Key Word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the first postgraduate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images of the group of tutors
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后，我接受“组织安排”进入到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学习。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创办，是传承学科、培养学术梯队及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内在目标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培养“高等师范学校中国教育史师资和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工作的初级研究人员”，我被任命为班长，和担任研究班的导师们有着密切的接触。
在研究生班接触比较多的几位老先生，中西贯通，都挺有个性，都有自己的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十年浩劫”中，这些出身有问题、历史“不清白”的老先生们几乎全部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无一漏网，饱受屈辱，身体和精神上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好几位先生都未能等到“天晴”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已逐渐消逝在岁月中。现今教育学院会议室内，就挂着这几位老先生的照片，每次看到，往日的记忆便不由涌上心头，特别近几年来，我常常对学生们讲，我已具备了“老人的四大特征”，即“躺着睡不着，坐着打瞌睡；新事记不住，往事忘不了”，随着岁月流逝，大浪淘沙，好多事情逐渐模糊，那些老先生的影像却日益清晰。偶尔有学生提起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地讲起这些老先生们，他们独特的学术素养、人生追求中尽管各异，但一些有规律的东西蕴涵其中，值得青年一代学生去了解，去体会。
［收稿日期］2010－09－25
［作者简介］王炳照，河北景县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原《教师教育研究》杂志副主编，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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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班的导师组成
研究班的师资队伍绝对称得上是名师荟萃，当时流传着，“师大教育系最强的师资力量在教育史教研室，最有学问的也在教育史教研室”，仅教育史教研室就有五名教授：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和陈景磐先生，个个在国内相当有名气，我们中国教育史研究班隶属于教育史教研室。
研究班采取导师个别培养制度，采取学生自愿选择和系里统筹的方式。我们是10月份入学的，学校要求在第一学期末确定导师。陈景磐先生是研究室主任，入学之初他主持召开师生见面会，请教育史教研室的教授们轮流介绍自己所教课程的基本内容、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同学们心里有了大概的底。研究班的学习是充实、紧张的。1961年以来，由于中央一系列政策、条例的出台，学校的教学秩序逐
渐恢复，开始注重教学质量，五十年代末“反右倾”、“反右派”、“拔白旗、插红旗”中被破坏的师生关系得到极大改善，政治空气的轻松，师生都渴望尽快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师生间洋溢着敬业重道和积极进取的激情，读书治学的氛围浓厚。研究班上课方式是大课，按照教育史的传统历史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系统地分段讲到近现代，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的课堂教学模式。邵鹤亭先生主讲先秦教育史、毛礼锐先生主讲秦汉至隋唐教育史、瞿菊农先生主讲宋元明清（战争前）教育史、陈景磐先生主讲近代教育史、陈元晖先生主讲现代教育史。教育文选有张鸣岐先生（古代）和董渭川先生（近代，董先生并不属于教育史组，而是教育学组的）主讲，程舜英先生任辅导老师，邱椿先生任编外导师，同学们有问题可以向他询问。研究班最先定位是以古代为主，后时段下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以最初被命名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
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学习，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导师，报到教研室，系里再根据选择的情况作适当调整。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因年岁较大原因不带学生之外，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名下各分了4－5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研究先秦教育史。后来，随着现代教育史教材编写的需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陈元晖先生被聘为兼职教授，我和何晓夏等被调给了陈元晖先生，研究现代教育史，原本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开始被称为教育史研究班。
二、研究班导师影像
这些老先生们个性各异，讲课各具特点，风采各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每次同学们聚会，总会聊起这些个性十足的老先生们，研究班的同学苗春德曾专门用散文般的语言总结了他们讲课特点：“邵先生教案用法文写就，讲课不苟言笑，常能高屋建瓴，点到为止，耐人寻味，极富启迪；瞿先生汪洋恣肆；毛先生讲课言如其人，深邃明洁，清通雅致，使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陈景磐先生最认真，讲课细密委婉，盈科而进，气韵生动；陈元晖先生最幽默，讲课慢条斯理，从容不迫，谈吐风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①我觉得写的很生动贴切，特别借来放在此处，苗春德在回忆文章中没有提及担任我们编外导师的邱先生，还有辅导我们学习的程舜英先生，他们治学的认真和执着态度同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邱椿先生
邱椿先生，字大年，江西宁郡人，是位大学问家，专长于教育哲学。邱先生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赴美深造，1924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游学德国墨尼黑大学研修教育学。1925年10月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以“博学深思，滔滔雄辩”著称。②邱先生为人、为文很潇洒，不拘泥师门，敢于坦言，如在“清华教育经费风波”中，他无惮自己出身清华，率性直言，“清华学费靡费”，认为“北大和师大不及它的一半”，提醒大家在接受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之时，一定要防止“垄断之嫌”，主张“若英法等国退还赔款，愚主张将美国退款加入”，提议将“清华学堂变为公立”，和北大的胡适遥相呼应，将庚款大部分款项重点倾向清华学堂等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引发
了北平学界的大讨论，对此后庚款兴学的受益学校增多制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教育系调整、合并到北师大，他和陈友松先生一起，到师大教育系任教，曾担任教育系主任，教育哲学教授。但在我们读本科时，就听说他不再给学生上课，也不愿意更多的和学生接触，起因是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邱椿先生受到不少冲击，学校曾专门组织班子，1951、1952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教育》上，公开点名批评邱椿教授，将其树立为“反面典型”。这些事倒没有怎么触怒邱先生。实际上，在“秋赤”文章发表之前，邱先生已经作了四次自我检讨，都没有过关，可能是他不大符合主流思潮，被打入“不愿认真地检讨自己”的行列。在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潮中，象邱先生这样的“思想改造困难户”、“典型的顽固分子”自然成为靶子，他认为学校组织学生批判也是形势所迫，所
①苗春德：《我和我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的同学们》，《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30年代初曾就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纪庸曾在其作品《琉璃窑》中谈及邱椿教授，“教育系邱大年先生博学深思，滔滔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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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泰然处之”，依旧是“叫我读文件我就读文件；叫我听报告，我就听报告；叫我联系实际，我就联系实际；叫我材料，我就拼命材料来充实我的教学内容”，一副气定神闲、很有耐心的样子。
真正让他寒心的是学生在课堂的“小字报”。大概在1952至1953年学年前后，邱先生给教育系大三学生上教育哲学课，当时学校已经开始流行学生参与教师思想改造了，发动学生对老师在讲课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好像揭发检举那样，一是帮助老先生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锻炼学生的鉴别能力，能分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哪些是资本主义观点。上课的班上，有学生直接贴邱先生的小字报，说他讲课里面有散布或者美化唯心主义，吹捧资产阶级教育家什么之类的，他看到后很生气，认为学生这样做是对“师道尊严”的极端践踏，受到很大伤害，就下了决心，再也不担任给本科生上课了。从1954年一直到1966年他去世，这段时间他没有再来学校上课。从1954年、1955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邱椿先生差不多每年提交一篇学术论文，研究一个教育家，充当工作量，先后研究了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贽等9位学者，后来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古代教育论丛》，上中下三本，约80万字，是80年代初教育史教研室整理资料，从保存下来的文稿中整理出来的，很可惜的是这些文稿丢了一部分，并不完整。
邱先生对教育史的文献很熟悉，特别是教育思想史，原著他看得最多、最全。在研究生班开办之初，曾想分几个学生给他，他没有接受，只答应研究生有问题，不管哪一个都可以去他，但有一个条件是至少在一个礼拜之前，把问题写好交给他，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他安排时间你去谈。
我先后去过他三次，他家住在沙滩中老胡同32号。32号由几座相对独立的小四合院构成，差不多有一百多间青砖瓦舍，内有花园、假山。这宅院是清末光绪帝的瑾妃给娘家购置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北平政府于1946年把它借给北大使用，北大回迁北京后，一些原西南联大工作的北大教职员回京后缺少住房，校方就把这里变成了北大教职工的一处宿舍。邱椿先生到北京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据说当时邻居有沈从文、朱光潜等，陈友松先生也长期居住在这里。院子里花木葱茏，有两大棵丁香树，还有大缸的睡莲，开的正好。一进他的书房，几乎四面墙全是书，随手抽出一本，上面有邱先生极为认真的、密密麻麻的旁批。记得是第二次拜访他，涉及到王夫之的问题，他讲国内无论是搞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王夫之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看完过王夫之的全部著作；他自己写王夫之的时候，通读王夫之的全部著作，而王夫之的主要著作至少读过两遍三遍，才敢开始写，我对这一点特别印象深刻。
（二）邵鹤亭先生
邵先生是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后游学欧美，原来是学哲学的，后来研究教育史，所以
他常常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教育史。邵先生不苟言笑，每次来上课，总是挟着他那个土黄的大皮包，因为时日久远，好多处已经被磨光了皮，但邵先生依然很珍爱它，走到讲台上，慢慢从包里取出水杯、眼镜，用法文写就的教案（纸张已发黄，薄薄十多页，甚少看到他翻看教案），再轻轻的将皮包放在旁边的凳子上，然后开始上课。邵先生上课很少有滔滔不绝的讲述，常常从哲学角度，高屋建瓴，点到为止，耐人寻味，极富启迪；研究生班第一次分导师时，我被分到了邵鹤亭先生名下，学习古代教育史，我负责给邵先生整理讲义。
北京现代论坛
他非常反对当时流行的“阶级定性”的教育史教学套路，即讲到教育家，先给一个政治上的定性，是革命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落后的教育家；他讲得更多是教育思想不能用唯物论和唯心论来判别，他认为唯物、唯心论是哲学上的问题，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哲学上的唯心和唯物来划分的，他讲了好多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上的贡献，特别对于那些被判为唯心主义的教育家，他兴趣浓厚。后来，他的这个观点受到反复批判，反倒给我们又加深了印象，老先生总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教育史的人物，他改变了我们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邵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唯心的，这一思想体系截取其任何一个截面都包含着唯物主义真理的颗粒。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作为他常向学生说的一句话，“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反复讲，同学们都很熟悉。后来在批判邵先生时，这句话自然被拎出，作为他“污蔑唯物论、美化唯心论”的铁证。邵先生淡然一笑，“如果转述这句话有罪
的话，我没有任何意见。建议你们看看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1895－1911）第某某页。”批判者很是诧异，半信半疑、专门去查列宁的《哲学笔记》，果然查到原文。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邵先生的博学、睿智和幽默。
邵先生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讲先秦，就是讲几个教育家，除去重点讲孔子外，一学期大部分时间在讲孟子，“孟子见梁惠王”这六个字，就讲了三周，因为邵先生很喜欢孟子，说他很钦慕孟子的“大丈夫”气魄。所以他讲先秦教育史时，关于教育思想家方面大部分是在讲孟子，多次诵读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名句，讲时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就好像他自己是孟子一样，他是带着感情去讲的。
（三）瞿菊农先生
瞿菊农先生，名世英，江苏人，青年时期与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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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导师影像
瞿秋白、赵世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五四运动中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印度“新诗歌之父”泰戈尔访华时，瞿先生曾与赵元任、张廷谦做翻译；与徐志摩等一起，陪同泰翁在华游历。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受教于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等教授，是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生。1926年回国后，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担任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研究部主任、代总干事长，后来曾担任重庆乡村建设育才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兼秘书长等职务；可以说，瞿菊农先生解放前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瞿先生著述甚多，有《乡村教育文录》、《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现代哲学思潮纲要》、《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思想史》，翻译过罗素（《哲学问题》）、洛克（《政府论》）、康福斯（《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人的哲学著作，人称“40岁有40本著作”，他也很自豪，常常鼓励同学们要早点动手写作，多写多量才能提高嘛，“在写作中进步”，“在成文过程中提高自己”，鼓励我们要超越老师。瞿先生很平易近人，人很淡泊，常常给我们边讲边比划，“我当时是这样进的北京城”，同时将双手背在身后，作出被手铐铐住状。可能因为他是瞿秋白远房叔叔的缘故，政府审查完后，先将瞿先生放在铁道部作参事室专员，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只吃饭不干活”，后来调到北师大教育系教书，“又吃饭又干活”，算是发挥他的专业特长。
瞿先生给我们讲宋至清前期的中国教育史，可能和他解放前在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搞平民教育运动有关，他上课经常是穿棉布长衫，戴着瓜皮帽，脚穿千层底的布鞋，没有留洋的做派。瞿先生口才很
好，英文极佳，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气势恢弘，将自己的社会人生体验溶入到课堂教学中。在讲述宋明理学时，讲到酣处，常常搬出柏拉图的原版《理想国》，用纯熟的英文大段诵读着，同学们常常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不知“是柏是瞿”，是中国教育史课堂还是英文佳作欣赏。在课堂上，瞿先生常常回忆起平民教育中采用的化妆表演、戏剧等教育方式，他要求我们要多看戏剧、电影，注意“高台教化”的影响和作用。期间，他正对明清蒙学很感兴趣，对蒙学的教材、教学方式以及蒙师等都有一些独到的体会。开学之初，瞿先生就到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帮他查明清以后的蒙学资料。除去听课之外，我们仨有时间就钻到图书馆里，北师大的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这几个高校图书馆都去查过，也到不少资料，去的最多的、条件最好的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之余，还有免费开水可以解渴。瞿先生看到我们抄写的厚厚一沓资料，很高兴，连声招呼师母拿出成套的杯子、碟子，专门煮了咖啡，请我们品尝。看着我们几个小心翼翼、受宠若惊的样子，他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瞿先生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他与邵先生、毛先生合著了《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出版；关于明清蒙学的研究的手稿，中也基本散失，很是遗憾。
（四）毛礼锐先生
毛礼锐先生，字振吾，江西吉安人，192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35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入伦敦
皇家学院教育系。1936年转赴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课程，1937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受聘为河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就毛先生早年的研究成果看，他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人类、教育哲学、教育行政等教育基本原理研究颇多，很关注教育的实际问题和热点问题，他认为教育与经济、教育与人类前途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力倡导节制生育、普及教育，主张加强教育管理和教育试验的力度。1949年后受聘为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毛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面对新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毛先生转向了近代中外教育史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也在逐步恢复和迅速发展。相对而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工作恢复和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前从事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要适应和满足新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的要求和方向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面临着许多特别困难。由于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标准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强化，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根本的转变实非易事。教育学科更被认定属于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极强的学科和领域。但是，在教育学科中有些学科，特别是教育学、教材教法、有老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可以继承，有苏联的成果可以采用，有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作为依据，并且培养出一批骨干，因此，完成改造和转变比较顺利和
迅速，而中国教育史学科恰好缺乏这些有利的方便条件。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怎样把握，怎样讲授，是一项十分困难艰巨的任务。经历过这场变革的中国教育史前辈们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他们边学习，边摸索，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到1954年正式开出了中国教育史课，并为教学准备必要的材料，编写讲义和史料选编。1956年起开展了初步研究工作，陈景磐教授的《孔子教育思想》、沈灌教授的《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傅任敢、许椿生教授关于《学记》的研究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成果。
毛先生很平易近人，讲课很平实，同学们都说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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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如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像清泉轻轻淌过干涸的土地，沁人心肺，欲罢不能。毛先生常告诫同学们，学习教育史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潜心研究，不能不懂装懂，不能急于求成，对于史料要实事求是，不能穿凿附会。在苦读经典原著的同时，毛先生要求大家要奉
行“读千卷书，行万里路”，鼓励我们多接触实际，增广见闻，切不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此，他还给大家布置教育专题，要求大家深入教育实际，写出调查报告。关于写文章，毛先生的态度很“中庸”，既不同于瞿先生要“多写”，也不同于邵先生“慎之又慎”的主张，毛先生主张学生要练习写点文章，但一定要“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之作。
毛先生的夫人很和蔼，尽管是师范毕业生，为了支持毛先生的事业，没有出来工作，做了“全职太太”，每次我班同学去都嘘寒问暖，端出水果、糕点招待大家，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气氛很轻松，很温馨，我们都亲切称呼为“毛师母”，不管是否是毛先生名下的弟子，大家都爱去毛先生家聊天，可以是谈专业问题，可以是谈外语的学习，也可以拉家常，谈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婚恋问题，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学们都很喜欢毛先生，毕业后有机会来北京总会来看看毛先生，而毛先生也很挂念大家，说教育史研究班培养了一批人才，可惜大部分没有去做专业，总想着有机会能将大家组织起来。改革开放后，毛先生恢复学术研究之初，就首先想到了研究班的学生们，1982年第二届教育史研究会年会在西安举行，毛先生将与会的6位研究班毕业生召集到他住的房间，说要组织起来一起编书，在学术上带一带大家。他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和《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先后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就是师生之间合作的成果。之后，在他和沈灌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和《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这两部大型学术专著中，毛先生将星散在老中青（特别是研究班的同学们）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团结起来，分工合作，集思广益，协作攻关，在完成研
究任务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教育史学科研究体，不少研究班同学开始崭露头角，毛先生在凝聚这个多方合作、全国一盘棋，快出结果、快出人才发展教育史学科的新路子的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领军人物的地位。
毛先生人很谦逊，具有高瞻远瞩的大家风范，当《中国教育史简编》、《中国教育通史》等一系列著作陆续出版，使一些青年学者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已经很丰硕，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对于这种“马放南山”的松懈情绪，毛先生语重心长，“近年来，教育史学界很活跃，出了不少成果，但总的说，‘中国教育史’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学科。我赞同深入研究。前几年我给研究生讲课时就讲过，中国教育史要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进行研究，要开拓研究新领域、新途径。我们要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断代教育史、专题教育史、各地区教育发展史、各学派教育发展史、教材教法发展史、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等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地加以研究。这些工作我是难以做到了，我寄希望于中青年学者，‘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我深信年轻一代会超过我们这一代的。”毛先生在春风化雨般的话语中，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规划了蓝图，引领了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毛先生对教育史研究方法极为重视，他常常引用《世说新语文学》中“北人读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说读书少则成见少，易于接受新知，如在暗处看日，较为显著。他常常讲，研究教育史不看书，或者只看少量的书，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出不来，别说
“视月窥日”，恐怕连吃饭的地方也难以到。他向来鼓励我们多读书，多积累史料，但一向反对为“作学问”而研究教育史。历史总是向前运动的，史料为人们认识历史轨迹所必需，史料反应历史，但毕竟不是历史本身，如果学生在史料堆中出不来，那还不如不读书。中国古代一些皓首穷经的经学家，进得去出得来的不多，倒是那些经学“门外汉”却很有新颖见解。如明代的王阳明并不崇拜朱子，也不把四书五经看的那么重，他批评朱子教学生死背经典是“玩物丧志”，他倒是超越了宋明诸儒，推动了明中叶的教育改革。王艮、李贽这些人也算不上经学大师，但他们的思想至今还有余晖。毛先生常告诫我们，任何古今中外学者的著作，我们顶多把它看作其个人的一次长篇讲话，一种历史人物的留声，因此听起来就不会乱耳目，看起来也会忘物我，总之，史料功夫要扎实，但不要囿于史料以至窒息自己的头脑。我们的史料工作要继续做好，但是教育史研究要超越史料局限，要从丰富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中走出来，站在史料的塔顶上高瞻远瞩，瞄准历史发展的远景目标，为教育改革指明教育发展的历史方向，帮助人们建立具有中国特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
研究班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和毛先生接触的更多，改革开放后，我作为毛先生的编外助教，协助他带学生，搞课题，组织力量编书，和毛先生之间的师生感情历久弥深。毛先生很乐于奖掖后进，对于约稿、作序等事总是不好拒绝，但随着毛先生年事已高，这些工作逐渐有点力不从心，遵从毛先生指示，我便开始“捉刀代笔”，写好后拿给毛先生修改，起初毛先生改的很多，慢慢的，我逐渐熟悉了毛先生的口气、文风，改动的就少多了。有一次，《教育史研究》创刊邀请毛先生写一点东西，毛先生一
口答应，很认真摊开纸张，写下“《教育史研究》创刊很有意义”，可是到了快交稿的时间，还是这么十一个字，我向毛先生转述了编辑催稿的意思，毛先生说他已经写好的，就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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