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的作品《宝马》
孙毓堂的《宝马》取材于《史记8226；大宛列传》，主要讲述的是汉武帝欲得大宛名马，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西征大宛，贡献汗血宝马的故事。《宝马》与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在1937年5月一起荣获沈从文和萧乾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这项荣誉是对《宝马》艺术成就的巨大肯定，但就是这部具有殊荣的史诗在后来出版的现代诗史和文学史中却很少被提起，相对其它三部作品，直到现在，《宝马》仍然被文学批评家们所冷落。蓝棣之先生在《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于走势》中把《宝马》奉为中国现代叙事诗中不可多得的作品，并指出，由于传统的“习俗”和偏见，以及现实政治等有关因素的影响，《宝马》被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们所冷落。蓝棣之先生认为：《宝马》在客观叙事的笔调后面有着隐藏于表面故事背后发人深省的主题，但他并未加以展开论述。大陆编写的现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一直忽略了这部著作，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却给予《宝马》以极高的评价，将其称为“史诗”——新文学运动以来唯一的一首史诗，是中国现代叙事诗中的压轴之作。称《宝马》七百六十三行，整体恢宏，洒脱，又做得到句句严谨精妙，征解史实，体会古人的境遇与心情，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与思考，更是弥足珍贵。台湾国立空中大学教材《现代文学欣赏与创作》评价史诗《宝马》：“
辞藻华丽，结构谨严，音节顿挫铿锵，气魄十足，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唯一的长篇史诗。”
德国宝马
如果我们的意识能够冲破俗见，那么勿庸置疑，《宝马》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不应该被遗忘的重要诗篇。本文将着重发掘隐藏于《宝马》故事后的哲学意蕴——暴力原规则和恶的欲望，以及恶的欲望和暴力纠缠交错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宝马》多向化的主题之一略窥其作为“史诗”的伟大成就，借此引起重新编写大陆现当代文学史的史家的共鸣，使沉睡已久的“宝马”，和同时代类似《宝马》命运的被忽略的其它伟大作品重新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获得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高尔基曾经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积蓄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就会在作者的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不同的境遇和人生经验中的独特一种思考，最终由一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只有分析概括作者创造的“形式”，才能寻出隐藏于形式之后作者要表达的本质思想。《宝马》是孙毓堂在其师闻一多先生的建议下写成的，几经周折最后成稿于抗战前夕。孙毓堂作为近现代一名著名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对现实有着比常人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作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择用这个历史题材创作一首
长篇叙事诗，有着自己积蓄已久的独特感触和深刻的现实寓意。正如作者说：“在近日萎靡的中国，一般人都需要静静的回想一下我们古代祖先宏勋伟业的时候，我想以此为写诗的题材，应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让死者复活，是为了歌颂新的斗争，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诗，就是以其对历史的研究和理性来剖析现实表达他对现实的态度。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千年前一幅褪的历史画卷，而恰恰区别于当时另一路呐喊的口号，却是同样振奋民族精神的古为今用的诗。在鼓舞我们保卫家园的勇气的同时，《宝马》更隐含着一个深层次的主题——暴力的原规则是历史发展的牵动力，恶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在残酷暴力的冲击下任何奴性的，空想的乌托邦都是不切实际的。在各种个人的私欲，超常的权欲等恶的欲望下，我们要理智的看待我们处的时代及残酷暴力中的现实——在历史的本质规则的映照下我们所面临的战争，认清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方式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和历史，并做好充足的乐观的心理准备。
二、暴力原规则与历史
暴力行为大体包括了滥用或者不正当的行使权力或武力，以及违法侵害或损坏他人的生命财产的行动或行为。暴力是先于人类和阶级存在于自然界的，暴力在自然界的进化中起着
及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暴力驱使猿猴进化成了人类，用最原始的力量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要考察帝国如何兴起和衰败，个人威望如何确立，宗教如何分裂，财产和权力如何继承和转移，思想家的权威如何增强，精英的文化享受如何建立在被剥夺者，的辛劳和痛苦之上，就足以发现暴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暴力充斥着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历史是在暴力规则的牵引下曲折向前发展的，但暴力却不是毫无规则的扰乱历史的发展，暴力亦有暴力的规则。暴力原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即强势的暴力拥有强势的决定权，是历史其他发展规则的基础规则，尽管暴力最强者对规则的选择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在暴力的争夺与对抗中，强势的暴力决定着历史的偏向，而在暴力维持的和平与安宁下，也是暴力最强者掌握着破坏力，实质上拥有着一种否决权。暴力强势者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决定着历史其他规则的选择。历史曲折的发展变化便都是在暴力强弱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便是国家本身也是暴力存在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