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迫切需要提升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能力。有效促进大众创业、提升创业的参与率与成功率，是近年来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鼓励创业活动，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环境维护、服务流程优化、财税支持、孵化平台打造，等等。这些措施从不同的角度对营商环境进行改善，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创业过程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否有效提高大众创业的成功率，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只有广泛的参与，才能造就社会的创业氛围，而只有提高参与率，才能进一步提升成功率。
营商环境的优劣能够决定企业家从事创业活动的方向和属性，即从事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前者属于创新式的生产，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后者因为专注于非市场行为的商业活动，可能会破坏市场公平。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公平竞争，引导企业从事生产性活动，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相反，糟糕的营商环境将会破坏市场的自由与公平，打击企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创新与创业活动减少，不利于经济的
增长。因此，商事制度改革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和前提条件。商事制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措施，通过制定相关制度约束相关经营活动的开展。2013年10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进行商事制度改革，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予以推进，如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三证合一、注册手续简化等。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大众创业的影响效应。
大众汽车之家报价 一、相關文献综述
（一）营商环境与创业的关联
有关营商环境对创业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促进企业创业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多关注其影响机制，从企业家创业选择、企业融资方式等角度对其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度分析。Baumol假设企业家将根据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选择其努力的方向，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选择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回报。在高质量的营商环境下，市场竞争相对公平，企业家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活动中。Sobel对Bawmol的理论进行了检验和确认，并
讨论了其对经济繁荣和政策改革的意义。Bowen et al.基于2002—2004年4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家从事的创业活动类型会影响企业家对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潜在贡献，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家创业努力的分配，并通过影响企业家的努力方向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Ho Wong分析得出，创业倾向受不同融资方式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非正规投资对创业倾向有显著的统计影响，监管性商业成本阻碍了机会驱动型创业，但对必要性创业没有影响。Levie Autio指出，创业是寻求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最佳组合方式的战略行为，这种行为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他们运用信号传递理论、就业选择理论和战略进入理论来研究制度对创业进入的影响，通过对一个由54个国家组成的为期6年的小组进行分析，发现较轻的监管强度能促成较高的企业进入率。Armanios et al. 发现，新兴经济体的政府经常利用机构中介来促进创业，并在风险投资和公共资金之间架起桥梁，比如科技园。虽然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家可以寻求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但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家往往需要寻求潜在的政府融资机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获得此类资金。郑馨等基于制度理论，探讨国家制度设计对失败再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制度、法律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越高，风险投资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越强。董志强等分析了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好的城市，经济发展越好。
Dong et al.研究发现，在寻租社会中，企业家不仅通过寻租追求额外利益，而且还试图避免政客的。普通企业家希望有更好的制度环境，但如果没有制度改善，他们将通过寻租的方式来获取利益。方颖、赵扬利用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马光荣分析了企业经营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国企占比高、政府规模大、经济自由度低会恶化企业经营环境，营商环境好的地区，生产率较高，经济发展较快。
（二）商事制度与创业的关联
Klappe et al. 研究发现，精简程序以获得新公司的执照和许可会促进企业的形成，文章估计了一个显著加快公司注册程序的项目对创业的影响，该计划在墨西哥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日期实施。研究发现，在符合条件的行业，新成立的公司增加了约4%，大多数影响是暂时的，且集中在政策实施后的前10个月。Simeon et al.运用进入市场的程序数量、官方时间和官方成本来度量行政审批的成本，发现进入成本越高，监管越严格的地方，腐败程度越高，产品质量越低。此外，研究还发现，进入成本越高，其地下经济规模越大。Bertrand Francis研究发现，在法国，更强的零售商进入壁垒提高了零售商的集中度，减缓
了就业增长。张定安发现，行政审批越严格的地方，交易成本越高，会影响经济发展。降低进入制度壁垒对创业的影响取决于制度壁垒的减少程度和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大幅降低制度壁垒，才能吸引高质量人才创业。Charles将两项降低准入障碍的制度改革作为自然实验加以利用，发现1988年的一项改革只是略微降低了准入壁垒，1999年通过更有力地降低了准入壁垒，前者仅提高了创业的数量，而后者则提高了创业的质量。研究还发现，降低准入壁垒的制度改革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学受教育者有不同的影响。张龙鹏等利用国内外数据研究表明，糟糕的营商环境会阻碍当地居民选择创业，从而影响创业规模。张莉、陈邱惠、毕青苗分析发现，商事制度改革前，营商环境较差，制度性成本较高;商事制度改革后，营商环境得到改善，制度性成本下降。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见，从商事制度改革角度来研究营商环境对创业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多数关于商事制度改革的文献是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商事制度改革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创业的影响较大。本文从商事制度改革的角度就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二、理论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程序减少，审批时间缩短，行政审批效率提升，行政服务质量提高，均会增加代理人的创业倾向，激发创业活力。
我们利用Lucas（1978）给出的模型，假设代理人在每个时期有三种选择：家庭生产（或休闲），提供货币化的效用w;选择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得到的单位回报为w;成为企业家并雇用其他劳动者。在均衡情况下，前两种可能性没什么区别。因此，为了诱导代理人提供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必须支付工资w。当期望报酬等于或超过w时，代理人才追求创业。
像Lucas（1978）一样，我们假设代理人有不同程度的创业能力θ，该种能力在区间[θl，θu]上的连续概率分布函数为g（θ）。企业家能力是一种独特的稀缺资源，个人可以凭借这个能力创建和管理公司。为了让事情变得有趣，我们引入了一个动态元素，允许代理人生存两个周期。在第一个周期，代理人可以选擇在家里生产或者去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回报都是w;或者代理人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这样收到的回报是π1（θ）。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企业家能力和雇用劳动数量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L是雇用劳动者的数量，F是开办公司的固定成本，ε为残差项。在第二阶段，保留随机残差项ε，但是没有额外的固定成本。因此，如果继续开办企业，则报酬如下：
如果关掉公司的话，居民将获得w的报酬。如果选择建立企业，企业家最终回报如下：
很明显，开办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企业家个人能力和市场工资，是否成为企业家还取决于固定成本F。
假设？缀在[-？缀u，？缀u]服从均匀分布，如果满足条件（5），风险中性机构将选择开办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开展相关研究。我们根据居民的职业选择，删除了18周岁以下的样本和65岁以上的样本，选择受雇、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农业务工、自家农业生产等身份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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