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化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罗荣渠先生在“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现代化新论》第五章)中，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的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续篇》)。
钱乘旦、陈意新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区别，辩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另一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本书的特点在于：强调各国选择不同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彩的倾向，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唯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例如：曾昭耀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分析了拉美国家不同于欧美的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满足这个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墨西哥能够保持60多年的政治稳定，说明其并非恪守西方“权力平衡”原则的政治模式，是“本国历史所选择的、符合或基本符合这个需要的模式”。严立贤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即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中去寻。作者认为：“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使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66页。)
在对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中，许多著述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政权作用的关系。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早期现代化是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杆，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然而，国家在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殖民地等许多
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作用重大。东亚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国家宏观调控性的引导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两者的结合。这一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 有代表性的如金明善、徐平合著《日本：走向现代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考察了战后日本政府独特的宏观调节职能，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决策体制。 尹保云探讨了韩国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并从其“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和以军人政权干预经济的道路，从经济计划的制定与推行、分配与教育、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以及农业政策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朴正熙政府所建立的新经济程序的特征。(《韩国为什么成功
——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津出版社，1993年。)
关于伊朗失败的“白革命”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现代化的中断”问题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关系的关注。《未成功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本来，巴列维推行和加速工业建设, 正是抓住了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同时他还握有三张王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圆、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和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并得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大
力支持, 他的本世纪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图大略, 曾令世人为之侧目。但结果却引起一场来势凶猛的伊斯兰革命和神权政治制度的建立。巴列维和他的政权则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之中, 最后本人遁逃异国客死他乡。究其原因, 巴列维的“白革命”因触动地主和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又因为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贫民的基本要求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王权的专制腐败、挥霍浪费终于激起众怒。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割裂、对立，注定了他的“白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该书作者总结了巴列维失败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 一国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必须重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情民意; 在社会转变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要处理好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保证政权清正廉洁、清楚腐朽丑恶现象和保持社会公正等问题。(张振国主编: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革命”研究》序和结束语,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文化热’的
评价与思考”一文(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辑录了1983-1986年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索引，所选仅四年间论文就已在150篇以上。
章开沅先生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 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作者提出了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的西欧与东方两种类型, 指出发生在俄、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 从总体上来说这是进步的历史潮流; 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 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其中, 既有顽固派守旧复古的倒退倾向，也有包含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的回归。面对周而复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两难抉择,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 离异不可无根, 回归不可返古。该书结论部分强调: 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传统文化的惰力终究难以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一切社会变革的巨大驱动作用。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传统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耿云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文章提出新文化运动既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文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其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持，在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统治压迫下，新文化运动屡受攻击和剿禁，进步文化人遭迫害，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现代化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头上。王富仁的文章“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提出从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发展。但洋务派、维新派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旧民主主义革命派也没有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全面完整的独立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肯定现实变革合理性的进化论者，新文化运动不是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追求目标的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韩国现代
王瑶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意义，认为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现代化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评判的标准则是“人”的觉醒和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在于，“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多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