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耻日
韩国不少报纸把12月3日定为“国耻日”。因为这一天，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 ）签订了一项协议，I M F 向韩国提供2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度过目前的金融危机。作为得到援助的条件，韩国答应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进行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I M F 前些时曾将诸如此类的“条件”开给了接受援助的东南亚诸国。
但是，韩国除了向I M F 开口之外，实在难以到更好的“消防队”。大约在一年之内，它必须偿付700亿美元之巨的到期外债，但其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由于银行信用下降，它还无法“拆东墙补西墙”；韩圆贬值2 0 ％、股市骤降3 0 ％；特别是产业根基也不稳，今年韩国大约倒闭了1 ．5 万家企业，去年倒闭了1.2 万家，韩宝、三美等大企业也宣布破产……
有些美国人不无讽刺地说：以前我们有“恐亚病”，是怕亚洲的经济竞争，现在也有“恐亚病”，是怕不成功的亚洲经济模式会传染给西方。无疑，这是一句不顾亚洲经济成功这一最大
事实的玩笑式的评论。但是，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是韩国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亚洲，而且这些地区曾是“某某奇迹”的诞生地，一度是世界经济的新亮点，今天却成为世界经济的重灾区。作为亚洲的一员，如果我们藉此而多作善意的反思，有百益而无一害。
反思之一是，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后发达经济崛起中的作用？在分析韩国等后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原因时，我国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政府在其崛起中起到了巨大的扶持、推动、规划等作用。并以此借鉴说，我国要崛起，也必须学习它们的经验，等等。实际运作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看来，也许正是政府的高度“扶持”，使得韩国的企业不愁借不到钱，利息负担直线上升，终于导致今天的经济危局。也有人测算过，如果把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取消，国企马上可以走出亏损。要知道，我国国企也有过“借钱容易极了”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正在备尝苦果。在政府的“父爱主义”之下，企业即使一度辉煌，也于事无补。政府在后发达经济中到底怎么起作用，实在需要研究。
反思之二是，前不久，我们选定了几家企业争取进入世界5 0 0 强，赢来一片掌声。但从韩国的教训看，如何具体操作，还颇费斟酌。韩国破产的那些大企业，大都是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壮大”起来的，今天又如何呢？从国际上看，小的可能就是美好的。美国和德国5 0
％的出口额是由少于2 0 人规模的公司创造的，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工程集团———瑞士的A B B ，其下属的公司约1 2 0 0 个，平均2 0 0 人。这说明，它在追求“大”的同时，也在追求“小”。盲目攀“大”，结局堪忧。就我国而言，由于劳动力大量过剩，更是必须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因为它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约是现代化大企业的1 0 倍以上。即使必须冲击5 0 0 强，也应把“大”和“小”有机结合。
《华东新闻》（1 9 9 7 1 2 0 8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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