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张燕 201304150218
[摘要]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的研究上，学者们争论较大。近十年来随着有关档案材料的发掘和公开出版，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本文从土地革命、党内合作、共产国际和新三民主义层面来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原因做梳理。
[关键词]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综述
一 土地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吴九占、孟凤英认为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第一，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不同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要求和平解决土地问题，主张“要联络全体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逸动xt[1]共产党
则主张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因此，当农民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方式来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时，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将领便公然站到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反对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这样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不能在“党内合作”方式下得以协调，合作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遭到破坏，国共合作的条件日渐消失，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政党合作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不能求同存异，没有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国共合作是有条件的，要维持两党的合作关系，双方就必须求同存异，同时服从合作的性质和要求。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国共两党为了长期合作应该互助互让、求同存异，实行双方都能接受的政策。在合作不破裂的前提下照顾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领导权，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根本改变了扶助农工的政策，从而背离了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破坏了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篡改
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因而背离了国共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打破了国共合作赖以存在的条件。
第三，国共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加深，是国共合作破裂
的直接原因。随着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特别是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扩大，阶级利益冲突进一步尖锐化，合作关系的纽带日益松弛，进而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2]
另外，邓智旺也是从土地问题的角度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他特别强调实行彻底土地革命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3]一方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4]大革命就是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必须要有广大农民参加，必须要有一个农村大革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要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必须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但是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与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这无疑给年幼的共产党出了一个难题。正如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回答布哈林对中共的批评时所言：“中国需要有一个包括一切
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6]
二 党内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刘会芳和王秀华认为,“党内合作”方式的诸多弊端，是导致国共合作关系最终破裂的重要原因。
现代i30论坛第一，从党内合作方式本身来看，这种合作方式是不稳固的，而且容易激化双方因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党内合作”就是一个党接纳另一个党，将其作为隶属于自身的一个派别，而不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平行合作。因此， 党内合作方式本身就不是一种平等稳定的政党合作机制，而是一种特殊可变的政党组合方式。在这种合作方式下，由于合作主体阶级与政党利益的差异，由于组织的独立性对加入者有排拒性，当合作主体因强调本阶级利益导致政策失误时，当合作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妥协和宽容就会被矛盾和对抗所取代。
第二，从国共双方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动机来看，双方都带有很强的策略考虑。合作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孙中山是在军事斗争屡屡失败、英美又弃他而去的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其目的在于吸取苏维埃组织的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对于共产党而言，力量弱小的客观实际和任重
道远的政治蓝图之间的矛盾反差，使中共不得不改变政策，寻壮大自己身势和力量的方法，而与国民党合作正是一条捷径。因此，不难看出国共双方都把实现“党内合作”作为一种策略上的需要，而不是作为一种稳定的战略。当双方斗争矛盾激化时，合作破裂就不可避免 。深圳二手越野车
第三，从党内合作方式的运作来看，从合作的酝酿到整个合作的过程中，国共双方对“党内合作”始终持抵制和反对态度，不能求同存异照顾彼此的阶级利益。[7]
silvia郭圣福则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在国共双方均无联合意念的情况下，而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国共两党领导人会商同意迅速实现的。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结果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双方党内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和反对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
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这显然不能使两党党员真正接受“党内合作”以巩固国共合作的组织基础。国共“党内合作”显然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普遍呈现出一种消极的心理态势，而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则对合作持敌视和怀疑态度，这无疑已经隐伏下分裂的种因。[8]
周绍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历史教训时，也指出由于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执行“党内合作”以及在“合作体”中的斗争策略失误是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追随者的地位，混淆了两党的阶级立场，限制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这一合作形式妨碍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致于后来国民党右派势力一再向共产党进攻，并最终背叛革命，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9]
三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广汽传祺5月销量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共产国际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处于贯彻实施的地位。因而国共合作的最终破裂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
郭荣华和贺瑞虎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观原因中的主导因素。第一，在组织形式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绝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共产国际的观点主张左右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实践活动都是按照共产
国际指示精神所进行的，发生的错误大部分亦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对合作的破裂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二，共产国际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这一错误直接影响了中共领导人，使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合作中放弃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以致赤手空拳无力回击分裂维持合作。第三，共产国际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放任了国民党右派的所作所为，使得国民党右派加快了分裂合作的步伐。第四，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接受的党内合作形式也不利于合作的平等进行。[10]
徐可纯也特别强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错误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而且他还认为，导致共产国际这一错误认识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错误认识以及它的民族利己主义。当时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于远东
政策的总方针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安全策略的考虑，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证苏俄本身的安全。所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民族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当两国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中国革命服从苏联的利益，即便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11]
对于共产国际指导失误的种种表现，陶用舒基本同意，只是他特别强调一点：“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的代表。一般不了解中国实情。却处于决策地位；甚至国际代表之间意见不统一，相互矛盾（如鲍罗廷和罗易），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混乱，更无法处理好革命急迫关头时的各种问题。”[12]
四 新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作出解释，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政治基础。一方面他对于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新三
民主义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得国共合作的基础不牢，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矛
盾的激化而走向破裂。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谢晓鹏认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他将中国革命推向了前进。但由于三大政策制定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孙中山主张联合苏俄。“以俄为师”效仿苏俄革命方法，但又反对苏化，拒绝实行苏俄社会制度。他主张联合中共，以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去复活国民党。但联共的本意是“容共”，要中共服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不是要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和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同时对中共又抱有防范心理；他主张扶助农工，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但又主张阶级调和，和平解决阶级矛盾，并要求工农必须服从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以上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必然造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即新三民主义的不稳定性，它使国共合作潜伏着破裂的危险。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利用并夸大了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背叛和篡改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13]
思域报价郭圣福则从新三民主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回答上揭示了他的局限性。其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旧三民主义的水平上。在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坚持三民主义才是救国主义，排斥共产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其二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孙中山虽然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的主张，但缺乏彻底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缺乏本质的认识。其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孙中山虽然主张以农工大众作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基础，并规定了人民在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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