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大亟”①。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一连串变革尝试的失败，表明延续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大一统体制再也无法通过适应性调整来应对西方强势力文明的冲击，甚至辛亥革命也没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现代国家、摆脱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质而言之，近代中西方的冲突，不仅仅是国家间殖民主义扩张与民族生存维系的冲突，而且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的文明冲突。１６世纪以来，一系列新的社会变革因素在欧洲接连出现：从连绵不断的战争诱发的军事技术突破到财政—军事型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从宗教改革及其催生的观念变革到市场体系的扩展，从地理大发现到大规模殖民带来的财富积累等，共同塑造出了崭新的近代工业文明。作为推动、支撑近代工业文明滥觞和扩张的暴力机器，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了欧洲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部力量，逐步淘汰了其他国家形式，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和全球最核心的竞争单元，以致“过去一千年的主要政治事实就是主要由民族国家而不是帝国、城邦国家或者其他强制权力的变种组成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扩张”②。现代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提 要：近代中国危机的全面性、深刻性，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崇高性，决定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大业必然是一场改天换地式的总体性革命。在建立具有强大
的政治整合能力的现代国家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中国完成了规模空前的政治
革命、社会革命、民生革命和文化革命，建构形成了与国家主导的赶超式现代化相适
应的政治保障、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支持系统，充分发挥了强大的中央集
权的现代国家对后发大国实现赶超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将民族复兴大业推向了前所未
有的境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现代中国 社会革命
作者何显明，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杭州 310007）。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的四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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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显 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和经验
研究”（20ZDA002）的阶段性成果。① 《严复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② [美]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观察与思考 2021年第7期
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①。正是在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和军事征服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庇护下，西方通过资本扩张、殖民掠夺，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竞争单元的弱肉强食式的世界秩序，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打造的丛林般的世界格局，彻底打断了非西方社会文明演进的逻辑。尽管从历史逻辑讲，欧洲殖民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为非西方社会注入了现代变革的动力，但这一进程残酷地将它们抛入了灾难性的生存境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④ 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要想改变依附性发展甚至沦为发达国家肆意掠夺的殖民地的命运，唯一的选择就是建立现代国家，借此动员和组织分散的资源，追随西方工业文明，启动现代化变革。因此，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便是：现代化启动越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就越是突出。
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试错性的尝试之后，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独特的现代政党来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实践，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以强大的现代国家建构及其运行为核心的全方位社会革命。“中国的全面危机不仅导致了一场民族和政治革命，而且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 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⑤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之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推动现代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民生革命、文化革命，彻底终结了近代中国政治权威体系四分五裂、民生基础一穷二白、社会结构一盘散沙以及民族文化自信心全面沉沦的局面。正是这多重的革命，扫清了民族复兴的重重障碍，建立起了强大的现代国家整合机制，将党和国家推动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意志毫无阻挡地贯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将国家对社会渗透、汲取、控制的能力提升到了空前程度，推动赶超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将民族复兴大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一、政治革命：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治理格局的开创
现代国家建设是后发社会普遍的现代化起点。几乎所有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社会都严重缺
乏现代性因素的积累，要强制性地启动现代化进程，改变民族的生存境遇，唯一可以依托的力量，就是建立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现代国家。如果说小国或许在特殊机缘的作用下也可能在弱国家状态实现富起来的话，那么，大国繁荣富强则必然离不开强大国家的支撑。正如托克维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极为深沉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的巨型国家来说，要摆脱半殖民地社会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05页。
北京现代是哪个国家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④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⑤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⑥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9页。
受到的种种束缚，广泛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发展，没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主导作用，更是难以想象的。
主权独立与政治整合，是后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两大基本目标。艾森斯塔德指出：“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了两种方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的崩溃的趋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以及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① 中国共产党高举的反帝反封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蕴含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的双重主题。经过２８年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构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国家，一方面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主权的确立，彻底终结了半殖民地的社会属性及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站起来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建构，奠定了现代国家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生成，首先是一个多元、分散的权威网络逐步转变为以中央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结构的过程。“现代化政权必须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的政治整合过程，形成一个统一集中而有效运行的中央权威。”② 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权威体系，清除了旧中国那种帝国主义、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宗教、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对国家权威的侵蚀、干扰，完成了国家的全面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权威对整个疆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吉登斯指出：“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才能成功地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而且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占有垄断暴力工具的权利以及使这种垄断同某种领土观结合起来，这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特征。”③ 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新中国建立的国家政权，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定，这对于民族复兴大业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实现了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整体现代转型，使传统帝国的整体疆域得以基本保全。受传统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华民族对于国家的统一始终抱有强烈的向往，对收复沦亡的国土有着执着的关切。因此，从民族心理来讲，不能基本恢复１９世纪的疆域，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权威体系，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现代中国彻底摆脱了近代中国一再遭遇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局，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帝国解体时遭遇的国土分崩离析的命运，这就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不可缺乏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政治秩序的建立，不仅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政治前提，而且为充分发挥国家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的组织功能、资源整
① [以]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0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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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提供了充裕的制度空间。
无论是近现代以来对外争取民族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境遇的严峻挑战，还是内部建立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的繁重压力，都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然贯穿着鲜明的“强国家”及中央集权的建构逻辑。只有建立高度集权且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才有可能借助于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和依附性发展的格局，克服“一盘散沙”的局面，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动员、组织全社会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而言，中央集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剪除旧制度痈疽的手术刀，是推行社会变革的发动机，是利益活动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器。”① 因此，近现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内在进程，决定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方式不是模仿现代性因素积累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着眼于权力的制衡和限制，去建构完备的三权分立体制和联邦体制，而必然走向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形成显著的“强国家”的治理格局。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终结近代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国家权威体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政党建国的历史逻辑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按照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打造出来的、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念、铁的组织纪律的使命型政党。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得以将自身谋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注入国家，使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成为国家的核心意志，而且以高度的政党自主性塑造出了高度的国家自主性。正是这种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使国家得以基于民族、国家的
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全面整合各个阶层和体的利益，确保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国家意志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贯彻执行，保持现代化战略的持续性。亨廷顿就此指出：“２０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１９４９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之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② 也正是这种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使现代中国得以彻底摆脱许多后发国家所陷入的依附性发展的格局以及边陲国家的宿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表现出强劲的抗压性，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地实现从边陲国家向中心国家迈进，为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撑。
二、社会革命：社会组织体系的重塑与动员型社会的造就
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大的社会穿透能力。吉登斯提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③ 迈克尔·曼同样将其提出的现代国家的“基础性权力”界定为“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④ 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远超于传统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关键在于国家借助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穿透了横亘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阻隔，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整合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直接统治。
① 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4页。
③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6-147页。
④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9页。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力图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帝国的直接统治，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始终没能将乡土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上下隔绝。①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原本有限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步瓦解，整个社会更是陷入一盘散沙式的不可治理状态。建立健全深入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体系，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将乡村纳入组织化控制体系的基本方式。从晚清到新中国，中国行政管理体系演变的基本态势，就是基层管理体系的逐步细密化。国民党政权为强化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汲取，在县以下普遍建立了乡一级政权，但一味地强化资源汲取，而漠视民众的疾苦，特别是依赖“赢利型经纪人”来掠取资源，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反而加剧了国家权威资源的严重流失和乡村秩序的恶化，即“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近现代中国危机的深刻性和全面性，决定了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足以克服散沙式的社会格局，更不足以完成国家的全面整合。如果不能借助新的组织形式完成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不仅现代国家的大厦成为空中楼阁，甚至建设现代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无法动员。面对这种现实挑战，不仅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归结为“唤起民众”③ 这一关键问题，而且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明确将“组织起来”，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④。
针对“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秩序，中国共产党在重建乡村基层政权的同时，通过废除保甲制度，孤立、打击传统乡村精英，推进支部下乡，选拔追随党的乡村改造实践的积极分子，
以乡村精英生产机制的重构，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了能够忠实地贯彻党和国家意志的社会力量。及没收宗族组织财产等，瓦解了宗族组织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成分的划分、传统宗教组织体系的清除等，也全面冲淡了血缘家族观念、宗教观念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彻底摧毁旧的乡村组织网络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党支部为中心的乡村组织体系，依托乡村政权代表的国家力量，借助于村级行政组织和农会、青年团、妇联等众性组织，全面控制了乡村政治秩序，将全体乡村社会成员全部纳入了组织化管理的渠道。由此，政党力量及其代表的国家意志，第一次全面渗透进了乡村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国家与乡土社会上下隔绝的局面，“完成了民国政权未尽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⑤，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汲取能力和控制能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组织体系经历了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村民自治制度的变迁，但党在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核心领导地位及其对乡村秩序的有效控制，始终没有改变。
在城市社会，国家取消了旧的城市保甲制度，在街道层面建立起权力机关和居民委员会组织，将城市居民全部纳入了组织化控制的范围。通过控制和分配体制内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国家更是将
①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页。
③ 《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5页。
④ 《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⑤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的四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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