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
史论
夸张一点说，某一研究领域的可能水准，往往与特定对象的难度和深度相关。对于新诗研究这个行当来说，穆旦似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丛簇的“结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诗内部交织的紧张、呈现的复杂性、以及遭遇的困境，都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即便经过了过度的言说，其形象或许早已被“透支”，对于有抱负的研究者而言，穆旦仍是一个极具生产性和挑战性的话题，关键在于怎样重构思考的视野、方法。老段（段从学）的穆旦研究起步很早，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精彩的阐发就接连不断，至今也积累了不少代表性的成果。因而，这部专著让人期待已久，本该早就拿出的，但也许是作者的学术兴趣实在宽广，多年来南北驱驰、
开疆扩土，穆旦研究倒像自家后院，一直无暇进一步打理。再或者，他用心深透，知道自己话题的分量，并不特别在意拿出时间的早晚，更无心在学术生产的链条上完成所谓“突破”“超越”“填补空白”之类。往来邮件中，作者坦言这部书稿包含了一种自我清理的意味，这其实是一种相对从容的心态，既不为自己过往的成绩所限，更是可以跳脱出一般的研究轨范。
刚才说到穆旦形象的“透支”，只要对这个话题有所关切，就不难感受这一点。简言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现代主义”似乎是新诗研究唯一重要的话题，穆旦在很大程度上也当作现代主义或新诗现代
性的
“英雄”来看待，相关论者多热衷挖掘诗人作品中的诸般“现代”指标，２０世纪英美诗歌的经典谱系，则是基本的辨识参照系。另一思路有所不同，着力从穆旦的诗作中提炼、升华若干玄学命题，进行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阐释。类似读解极大扩张了诗人写作的思想意蕴，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文脉，“断章取义”式的玄学思辨，也可能有失分寸，只是做到表面高深的程度。世纪之交，上述两种讨论已趋于饱和，且愈发显出刻意、
封闭的一面。为了反拨认识惯性，破除固化的“英雄”形象，也有论者对穆旦的写作资源和他所代表的新诗方式提出尖锐批评。由于结合了非常具体的诗歌对读、分析，并暗中呼应了流行的文化政治，这种批评颇具说服力和事件性，也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但无论“中国性”之是非，还是“奥登风”之真伪，都有可能陷入辩难的圈套，对于穆旦的认识，反而没有更多的推进。
———段从学《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序
姜涛
“大诗学”与现代性困境中的
穆旦问题北京现代是哪个国家的
针对上述状况，老段几年前曾有《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文，强调应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这个支配性思路中解放出来，回到穆旦自身，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认识和理解穆旦。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和课题，如穆旦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关系，如怎样用旁证材料还原穆旦置身的历史情境，这些建议在今天看来，仍切实可行，有深入展开的必要。当然，近年来穆旦研究也打开了一些新局面，特别是年谱、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佚文的发掘，相关版本的考查比较，都为认识穆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依个人一偏之见，穆旦讨论如要激发持续的活力，如何使穆旦“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或许是两个值得考虑的方案。所谓“再问题化”，意味着绕开一般固化的文学史框架，在得失毁誉的评断之外，更多关注穆旦写作中的困境、挫败、乃至无法突破的限制，并尝试在文学、思想、政治的重叠“场域”去理解这些难题；所谓“再历史化”，则意味着打破整体化、静态化的分析方法，将穆旦的写作当作一个充满差异的动态过程，在具体变动的现实关联中去揭示其面对的压力和选择的姿态。这与“回到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提法，实际没太大的差异，如能两相配合，彼此推动，某种尚不十分明朗的前景，或许能由此被窥见。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眼前的这部穆旦专著，又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原以为，这部书稿是作者以往研究的再度汇总，可事实上，它更类似于一次全新的写作：全书五章分别对应了穆旦不同的写作阶段，从早期作品经验模式的确立，到晚年“冬之乐趣”的发现。然而，全书的意图显然不在评传式的考察，时间线索也只是表面的连缀，贯穿各章的是这样一个总体性命题：现代
性困境的生成及突破。跳出现代性的“装置”，将“现代性”本身当作质询的对象，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穆旦的写作并不因发生于特定的中国情境，就外在于这一普遍的前提性“困境”，恰恰由于其剧烈地投入虚无的现代深渊，而成为思考这一“困境”的极有意味的个案。诚然，沿袭某种北美的学术理路，“反思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早已演成一种熟（俗）套，但老段依托的学术视野无疑远为宏阔。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基督教“神义论”向现代“人义论”转化的宏大框架中，在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义的思想纵深中，去检讨由“主体性迷思”而导致“纯洁的个人”与“丑恶的社会”的循环对峙——
—这一现代“囚徒困境”的生成和诸种表现。有关穆旦的分析、比较、辩难，在此总体命题的统摄下，由是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串联各章的时间线索，也包含一种思辨逻辑的强力展开：从早期穆旦“异己性”世界体验写起，随后辨析了他对战争、国家的态度，以及历史情境中的自我挣扎，时间轴线上的内在冲突，最后止于诗人晚年精神结构的重建，其中不难读出一条从缘起、到展开、再到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精神史轨迹。
很显然，这部书稿突破了惯常的新诗乃至文学研究的轨范，不再纠结风格、“主义”的辨析，也不拘泥于实证性的历史考察，而是不断回到根源，将穆旦的写作当作一个现代性“难题”，充分地使其“再问题化”了。所谓“个人的清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雄心的显现，而“清理”的工作又似乎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穆旦文学历程的整体考察，在这方面老段有多年积累，功力深厚，对于相关话题驾轻就熟，可以自如穿插、开展；其二，是“现代”与“反现代”思想资源的梳理、整合，对于康
德、黑格尔、尼采、舍勒、海德格尔、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的广泛征引、评述，就构成了全书推进的中心骨干。前者，构成了进入问题的“窄门”，后者，无疑提供了烛照的视野，不仅现代的“囚徒困境”被一再提出，对于理性神话、历史进步论，必然性“铁律”的检讨，在书中也相继展开。用个不一定准确的比喻，作者仿佛是要将两部不同的书塞进同一部中，让它们剧烈地碰撞、化合，激发出更大的阐释空间。这也带来一种不断回旋开展的论述策略，无论谈及诗人的影响和接受，还是就具体诗作进行讨论，他时刻保持一种反身、回溯的状态，不断回到思想史的纵深中，不断将文学问题提升至更普遍、也更峻急的精神层面。
作为读者，相信也会时刻感受到“诗”与“思”之间的纠缠、撕扯、鏖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密不透风的紧张思辨。当然，要做到内在的协调、贯通，并非易事，书中部分段落对于西方启蒙思想传统的辨析，就可能稍显缠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穆旦的论述空间。这也解释了附录中有关浪漫主义历史形态和思想“根源”的讨论，并非可有可无的陪衬——
—“反思现代性透视装置，与反思浪漫主义，
２０１４／１０·文艺争鸣·史论
姜涛·“大诗学”与现代性困境中的穆旦问题
乃是同一回事”。这部分看似与穆旦无关，但恰恰由于更完整地展示了“反思”的面向，也就构成了全书思路的一种内在参照。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感觉写得最为酣畅、饱满的是第二章。这一章处理的是抗战初期穆旦对于战争、民族国家的态度，当然不是一般性地陈说战争爆发带来的集体兴奋，如何感染了年轻的诗人，在迁徙变动中穆旦又是如何形成新的历史视野，如何自觉追求“新的抒情”、渴望投身于大的时代等。在这个段落中，作者还是着眼于内部的精神结构，分梳了“与‘旧世界’决裂”和“拥抱‘新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意识，怎样交错激荡，塑造了穆旦抗战初期独特的诗歌景观。
更为重要的是，在两种意识的作用下，作者进一步指出“转变”“突破”背后更复杂的逻辑：在战争以及自然野力的召唤下，穆旦越是突破原有的封闭自我，努力突入到外部世界中，他越是更深地卷入困境之中。其中，有关“三千里步行”途中“风景”与主体位置的辨析，尤其值得重视：
可以说，南方自由而阔大的原野越是显现为穆旦眼中的“风景”，则诗人也就更加隐蔽而深入地固置到作为“看风景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上，亦即越强烈地深入到浪漫主义诗歌文化的核心，深入到他任性而专横的“自我”意识内部，越加无视真实的外部世界，越加把“风景”看作是“风景”。两者互为因果循环，交互作用，把行走在你原野上的诗人，牢牢地捆锁在了现代性生存论装置里。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非如常人所说的那样，打破了穆旦的浪漫主义“玫瑰梦”，让诗人看见了中国社会现实，回到“真实”的现实主义场域中。
依照惯常的理解，经过了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穆旦的诗歌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上面的剖析中，“风景”并没有让穆旦从浪漫主义的主体位置上解脱出来，反而让他在“看风景”的过程中，更为内在地被浪漫的主体性逻辑所支配。这种剖析似乎在理论上回应了阿垅在１９４０年代末的观感，对于穆旦此一阶段写作，阿垅的判断是：就战争而言，穆旦“仿佛是一个外来的人，一个偶然的加入者”。（阿垅：《〈旗〉片论》）沿了这一判断思考，不仅可以触及现代性的主体困境，穆旦所代
表的一类现代诗人可能的历史身份、位置，在具体的“战时”情境中，也还有进一步探询的可能。或许可以说，这一章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重新揭示内与外、主与客、“应在”与“实在”等一系列二元冲突，而是在理论、历史和文本之间形成了内在贯通和推进，非常动态、开放地呈现出１９４０年代前后诗人之历史姿态在诗作中表现。如果没有对浪漫主体的思考，就无法对“风景”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读，如果没有对作品的熟练把握，对浪漫主体内涵的认识就不可能被深化。
由于相当深入地涉及现代思想的诸多核心命题，除了理论与历史、“诗”与“思”之间的紧张角力，这部书稿可以讨论的地方，相信还有很多。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引发争议，涉及到整体的论述思路、方法和判断，这里不妨简要述之。首先，全书采用一种总体性视角，将“现代性”及其困境的发生作为一个普遍进程，基督教传统内部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变，则构成了“发生”的大前提。虽然作者也强调，穆旦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其精神冲突与传统世界消亡后的“文化失范”相关，并不外在于上述普遍的逻辑。但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毕竟包含了特殊的上下文关系，“个人
的发现”所导致的文化与伦理症候，与“神义论”与“人义论”的紧张并不对称，不断回到现代性生成的根源，有时难免也会稀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另外，置身特定的“战时中国”情境，穆旦的写作体现了现代性困境，同时又和民族救亡、个体改造、战争正义、和平与民主的诉求等一系列话题紧密相关，现代性问题的框架是否过于“粗大”，能否非常完整、深入地解读穆旦，或许是一个疑问。
简言之，上述疑问指向了“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把握。与此相关，穆旦置身其中的现代性困境，在书中被概括为“纯洁的个人”与“丑恶的社会”之对峙所形成的“囚徒困境”，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二元结构，如“理想我”与“现实我”
“世界之内”与“世界之外”“应在”与“实在”“生理之我”与“心理之我”等，也构成了一种封闭的“单调游戏”，穆旦的写作恰恰落入其中，无法挣脱这一悖论性的循环。上述二元结构的确强有力地说明了穆旦所代表的写作及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的核心困境，但对相关二元结构的不断揭示，也会有不断自我重申乃至
回收之感。从某个角度看，诗人自我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内在同一，但不同的历史时刻，具体的针对性、对话关系以及身份的选择却并不是单一的。仅就１９４０年代而言，从抗战爆发、到进入僵持阶段、再到抗战结束、国共和谈以及内战爆发，从渴望自我新生的“小资”青年，到“偶然加入”战争又复员的军人，再到一个“惹是生非”的报纸主编，进而再到“良知良心”的自觉代言人，穆旦的写作策略、诗体意识、乃至自我的设定，都有相应的变化。这样的过程及历史经验同样值得去舒展回放，对于现代性困境的反复揭示，并不一定构成穆旦讨论的终点。
再有，究竟怎样看待以理性、主体、进步为内核的现代性规划？这倒不是为了讨论哈贝马斯一类的方案是否浅薄，或仅在理论层面更为辩证地“正反”把握，而是说跳出现代性“装置”的同时，其实也需要对反现代性的“装置”保持一定警惕。为了梳理现代性的思想谱系，作者引述了相当多的资源，由于个人学力、视野有限，对此不能进行更多的回应，但可以提出的是：现代性“困境”不单是某一总体结构和若干核心命题的反复演绎，而是涉及了非常宽广的社会结构、知识建制、文化方式的重新组织，尼采、舍勒、海德格尔、阿伦特等“大家”言说的思想历史脉络也各有不同，将如此庞杂的问题“塞入”穆旦的讨论中，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现代性问题本身可能会被抽象化、模式化。特别是在２０世纪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诸种“现代”动力乃至革命的乌托邦愿景，虽然造成了诸多暴力和苦难，还是具有起码的正当性，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也不单纯出自现代人的傲慢与偏执，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迫切的历史压力和危机感所致，并不简单如穆旦诗中所言：“‘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
—／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这其实只是一种相当浮泛的历史直观。而且，突破“困境”，打破现代“装置”的束缚，也不简单是诗人个体的选择、态度问题，因为这一现代“装置”的起源，无论中外，早已深深嵌入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中。
无论怎样，上述可能的争议，应当看作是穆旦被充分“再问题化”之后能量的释放，是“诗”“思”“史”之间相互卷入、又相互角力的结果。有关穆旦研究的前景，上文胡乱提出了“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两种可能。如果说在前一个向度上，老段已拓展了一个深广的空间；那么在后一个向度上，我倒是想拉杂做
一点补充。具体说来，穆旦讨论之所以一度饱和，除了“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类框架过于封闭外，一个颇为常见的讨论方式是，穆旦的写作更多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论者往往从某种预设的前提出发，从相关诗作和评论摘取若干段落、命题，进行演绎。虽然，有关诗人写作不同阶段的区别，也经常被提起，但大多指向一种线性的评传式呈现，而缺乏对不同历史状况中诗人写作具体的针对性、变动性和层次感的考察。正如上文所言，如果说“纯洁的个人”与“腐败的社会”之对立，构成了穆旦写作的基本结构，那么无论“内面化”的真纯个人，还是外部的民族国家、战争、时代，都不是固化的、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变动不居，诗歌写作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多种形态。细致地讨论这些变化的层次，目的并非仅在历史丰富性的呈现，或某种原初“现场”之返回，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情景中恢复一种内在的思考契机。所谓“同情的了解”不单指向历史客观之把握，而更多意味着对写作者心境、难题及对突破限制之努力的了解，由此也不致将诸种事后“追溯”的立场特权化、结论化。
这里仅举一例，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写作风格和意识发生了微妙变化，写下了《旗》《给战士》《野外演习》等一批“抗战诗录”。不同于抗战初期对于“新的抒情”的雄健渴望，也不同于抗战中期立足于个体生存困境的玄学思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具有某种“时事性”，“伪奥登风”的使用也十分明显。暂不论这批作品在美学上“平庸”与否，在终战前后大后方政治抒情诗、讽刺诗勃兴的氛围中，穆旦对于某种“时事”“时感”类诗体重塑的意图，或许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与此相关的是，陷入“囚徒困境”的纯洁个人，也逐渐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重合，换言之，１９４５年之后的穆旦不仅站在“世界
之外”保持对战争的人性的、玄学的关照，同时也更多从一种“在地”的视角出发，去表达对战后中国历史走向的隐忧和思考。这种“时事性”风格一直贯穿了他４０年代后期的写作，并且与寻求和平、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一系列命题息息相关。像书中多次引述的组诗《时感》，恰恰写于内战全面爆发的１９４７年１月，即如袁可嘉当时
２０１４／１０·文艺争鸣·史论
姜涛·“大诗学”与现代性困境中的穆旦问题
所言：“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痛切心情。”其中，“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并不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而暗中对应于内战时期所谓的“中间势力”，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袁可嘉最为推崇的“希望”与“绝望”的相互环锁、渗透展开，也不只抽象地传达了对进步历史观的质疑，而是非常具体地与现代中国内部历史困局的感受相关：正在发生的内战是否只是巨人玩火游戏形成的“周期性的夙命悲剧”（沈从文）？是否只是一种“无主”暴力（梁漱溟的说法）的循环？无论战争的结果怎样，国家民族能否挣脱由新生到腐败的历史“周期率”（黄炎培）？要回应这样的问题，需要政治的判断，也需要敏锐开阔的思想洞察，自由知识分子历史思考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由此被检验。依照老段提出的方法，以旁证材料还原历史情境，不仅可以了解穆旦写作的背景，同时也可以将他在诗歌中遭遇的困境转化为一个思想史的困境。
概言之，“再历史化”与“再问题化”，在根本上不是彼此分立的两个向度，“小处敏感”恰恰指向了“大处关怀”。前段时间，在与周边友人的讨论中，老段曾针对新诗研究的局促、封闭，提出一种“大诗学”的构想，以区别于以诗歌这一特殊文类为对象的“小诗学”。所谓“大诗学”，应该超越现有
的学科限制，以诗歌讨论为进路，与世界、与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发生联系，进而朝向一种广泛的“思”。打破有形的现代学术体制，这是“大诗学”之为大的一个方面，而跳出现代性“装置”来思考“现代”，保持对无形的思想机制的警惕和反省，则是“大”的另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稿虽以穆旦为题，但显然贯彻了“大诗学”的构想，在方法上，因而具有了一种实验的意味。但呼唤“大诗学”，破除“小诗学”的限制，在我的理解中，并非是要用思想研究、历史研究，替代传统的诗歌研究，从一种学术格式转换到一种格式，而是希望能在大与小、内与外、“诗”与“思”与“史”之间形成一种开阔而又内在的动态分析视野，不断将外部问题转化为诗的内部问题，也不断能从诗的内部、从特殊的历史与美学状况中提出重大的思想课题。老实说，由于文体本身的特殊性，现代诗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其承载有限，只有在研究的方法、意识、框架等前提上，有所思考、筹划、乃至决断，在这个行当中“混过”的朋友们，也才有了继续留驻并进一步投入热情的理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