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走出衰退已然成为公众当下最关心的问题。不得不说，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果敢而及时的，扩大政府投资、央行连续大幅度降息、拉动房地产市场等若干政策，对于正在抗拒衰退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都是打了一针强心剂。救急的措施对于稳定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预期是必要的，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措施能否惠及长远，引导中国走出危机的泥潭，迎来新一轮的稳定增长？
论及中国经济，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是“结构性问题”。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当中，中国未能幸免于难，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事实上，在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矛盾”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健康运转的最大掣肘。
从外部结构来看，首先是中美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选择的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当时缺少资金、技术而又在劳动力数量上拥有明显优势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最为现实和有效率的选择。但由此奠定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其症结所在也无可避免：中国承接了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转移过来的初级产业，美国则将主要力量集中于计算机、汽车、金融等高端产业的发展上。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制造了蛋糕，美国人则以提前消费的方式分享了蛋糕，这使中美在经济布局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美国印钞票，中国用出口换美元，再用换来的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库券，支撑美国的提前消费。
从内部结构来看，为鼓励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刺激出口的政策框架，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价格政策。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投资、尽可能地压低了投入品的价格，投入品价格越低，企业利润越高；投资增加越快，经济、就业增长就越快。不出意外，中国经济将会以这种方式持续高增长下去，但这个增长的可持续必须依赖于一个前提，即外部需求增长的可持续。而2000年中国加入WTO，外需市场大量向中国开放，更增强了人们对此的预期。单方面的政策导向不仅使得粗放型的初级产业在中国拥有了广阔的市场，也由此奠定了中国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格局。各项政策也围绕这一思路铺陈开来，“投资拉动经济”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政策制定部门的惯性思维。
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经济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稳定经济的急切心情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稳定经济是否只是意味着保持一个既定的发展速度，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从
结构性调整而言，刺激消费或许会比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要漫长许多，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的投资过剩问题并未因为危机的发生而消失，在这种背景下，投资决策当机立断，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减税政策却千呼万唤未出来，这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收效甚微。
结构转型包含了利率、汇率、工资等一系列要素价格机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润的重新分配，将原属于生产者的超额利润转移给消费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可能会有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对于企业倒闭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但必须承认，在产业调整
和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倒闭本是在所难免，倘若为了解经济一时之急而打乱产业结构转型的节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抗拒衰退的过程中，8%一直被默认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要求，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字目标的提出，对于各地方政府统计数字真实性的担忧也接踵而至。怎样防止为粉饰太平而编制虚假数据？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真实性的一个考验，也是对决策者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的一个考验。笔者认为，改变对数字化政策目标的片面追求，对于我们从容地解决中国经济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许更有裨益。正如温总理在元旦视察青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实施一揽子计划，把扩大内需、振兴产业和科技支撑结合起来。这些规划应既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又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针对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之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召开了专题研讨会，邀请论坛成员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阎庆民（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王自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徐信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报予以报道，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99 期。　
保增长：“保8”的难度不小
今年一季度直接跌到6%以下都是可能的。想通过三招两式就把经济拉动起来，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充分。
《21世纪》：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急速下滑？“保8”的目标能否实现？
徐信忠：对于经济增长，我比较悲观。据说船运业务定单下降了95%，这个数据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中国经济的下滑却是一定的。
受经济衰退影响的行业，首当其冲是房地产和汽车。我最近调研了一家企业：世界第二大玻璃制造商——日本的AGC。该公司去年10月份的销售量下降了 20%-30%。AGC公司生产的玻璃涉及房地产、汽车和家电等三个行业，除第三类的情况较好外，
房地产类下降了50%，汽车类下降了30%。这反映了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
阎庆民：很难说2009年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财政一定会非常困难，财政赤字将扩大。去年11月和12月财政收入已经出现了负增长。2009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5%-6%。从历史数据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是超过GDP的，今年的计划却是低于GDP增长。从这可以看出，今年的形势将会很严峻。
另外，四万亿投资需要一个投入的过程。国家发改委批得再快，通过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部门，经过审批、办手续、提款、实际性注入等环节，至少得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应充分估计今年的困难。我认为GDP能够实现8%的增长，财政收入能够实现5%-6%的增长，财
政赤字可能会扩大到2000亿。
高善文：各方的共识是经济会加速下滑，实际情况恐怕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现在谈保8%或保9%并不现实。我认为，今年一季度直接跌到6%以下都是可能的。想通过三招两式就把经济拉动起来，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充分。
例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就不会那么快。大家都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但房地产市场存在两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一是价格系统性高估。到底高估了多少，见仁见智，但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至少在20%以上。房价高估了20%，并不意味着下跌20%就可以平复。
第二是存货严重过剩。由于人们对房价难以形成共识，导致销售量下跌，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存货过剩，目前的存货水平至少是正常存货水平的两倍左右。这意味着，按照现在的速度，即使新开工面积降为零，存货调整到正常水平仍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而且，市场往往会出现超调。在存货清理完之前，房地产业是起不来的。
倘若房价很快调整到位——比如房价在现在的水平上下跌40%，出清的过程就会非常快。但是，这40%的跌幅一旦发生，就会给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银行保护垫的厚度是不会比40%高出多少的。
总之，房地产存货在2010年才有望调整到相对正常的水平，今年会非常困难。
都说中国经济有三个车轮：房地产、汽车和出口。房地产这个轮子已经泄了气，其他两个情况也不好。
汽车生产和销售的降幅是两位数，存货严重积压。通常4S店的存货需要控制在销量的60%以内，但现在已经超出这个水平。
汽车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股票市场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消灭了。中产阶级在此次股票市场上损失的财富，大概相当于过去三年的积累。第二，很多人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预期都不乐观，自然不会轻易买
车。第三，油价还是比较高，前次上调油价对于汽车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不经过六个月以上的调整，汽车行业清理不了存货，而且，调整应该建立在汽车行业增长的基础上。
从出口来看，下降的深度和房地产相当。很多国际投行都估计，2009年中国的出口是零增长，这太乐观了，我认为应该是负的两位数。原因有三：
第一，出口的成本在上升。以占中国出口10%的服装业为例，人民币汇率升了20%-30%，新劳动合同法
颁布又使一次性用工成本上升了20%。很多从事服装生产加工的企业已经倒闭。2007年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20%，2008年是10%，今年还会更低。要等到结构升级完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二，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再平衡给中国出口带来了压力。这种调整不是一年就能够结束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2007年已经下降，2008年在剔除价格因素后也没有增长。
第三，全球经济的周期性下滑也打击了出口。1998年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01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这次的情况会比那两次更糟糕。10月份外贸出口同期增长还在17.6%，11月份一下子变成负值，今年出口下降10%也是不足为奇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出现过多次“塌方”，调整的幅度远远超出3-5个百分点。
去年是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受到重创，机电产品没有受到影响，今年是所有出口行业压力集中爆发的一年，出口肯定会急剧下降，其他行业包括货运、造船、发电等，都面临同样的困难。
这还只是直接影响，出口行业的不景气，还会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我看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跌破6%甚至更低都是有可能的。
防风险：企业利润下降殃及银行
中小企业破产、存贷差缩小、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这三大问题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21世纪》：明年中国企业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将受到严峻考验，这对于金融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评估银行面临的风险？
高善文：中国企业的资产质量及盈利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去年经济“塌方”之前，企业的平均ROE是15%，上市公司中较高的是20%，工业企业也达到了 15%。从这个水平下降到8%，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同期，银行的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则几乎降至3%。从历史序列上看，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之前，企业的资产质量、现金流、盈利能力、杠杆比例几乎都处于最好水平附近，企业是从快速盈利的状况转变为突然“塌方”。今年上半年企业的利润减少 30%并不奇怪。但是，考虑到去年利润基数较高，而且今年利率下降，其实
企业盈利能力没有像增长率显示得那样差，资产负债表仍然会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
徐信忠：中国的银行业正处于非常紧急的关头。中小企业破产、存贷差缩小、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这三大问 题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汽车之家 论坛阎庆民：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之外，应该再加上“防风险”。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贷款中蕴含着风险。而非股市。
国家对待房地产业是比较审慎的，但站在银行的角度来看，该行业的泡沫还是很大。国务院常委会近期出台了拉动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是，如果市场打不开，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公司就会面临还贷困难，就可能把风险传染给银行。因此，今年银行的风险防范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房地产业，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准入机制要重新调整。中国很多房地产企业并不专业，一些央企看到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便都拿出钱来做。这些企业对银行而言是黄金客户，但它们从事房地产经营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因此，建设部应当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准入的管理，特别要明确对央企从事房地产投资的监管。
第二个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外资企业在华贷款风险加大。中国的银行在发放外资企业贷款的时候，通常并不知道它的母体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财务实力，也没有考察其经营状况，只知道它是英国、美国的企业，或是世界500强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出了事情以后，中国的银行没有对母公司实施追诉的权力，因此，只要中国的分公司一出事，损失就留在了中国。
所以，对于实体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我们应当争取将公司的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限定在大中华地区；对于非实体企业，如金融企业，若要从事零售业务，应当要求其把数据业务转移到中国境内，起码也要放在香港。这样才便于控制风险。
调结构：先理清“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
《21世纪》：如何解决“重投资、轻消费”的长期结构问题？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点在哪里？
王自力：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转变增长方式、启动内需，为什么启动不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85%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而85%的人只占有15%的财富。特别是县和县以下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什么产业，很多人每个月挣200元都很困难。这是当年的发展战略给今天带来的后遗症：贫富差距过大，没有购买力和有效需求，如何启动内需？
英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国库全空了，但他们仍然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即每
个月1000英镑。当时英国的几千万人口，每个人都拥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后，需求带动供给，英国经济很快得以恢复。无独有偶，西德在二战以后也是靠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恢复起来的。
改革开放30年来，GDP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要让最底层的人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内需才能被启动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英国二战以后拯救经济的做法。
经济一旦衰退，个人就会储存现金，流动性就会冻结，这时候，无论利率怎么降，都不可能刺激经济。
日本现在几乎是零利率了，美国是0.25%，没有好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再过几个月，流动性陷阱就会出现。而当经济回稳的时候，流动性又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出来，全球资产价格上涨。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想启动内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高善文：重投资轻消费，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
轻消费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消费倾向问题，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先看消费倾向。现在一谈刺激消费，都会谈及社会保障，涉及的就是改变消费倾向的问题，将中国家庭消费倾向提升到和美国家庭消费倾向一样的水平，这样消费不就起来了吗？这种也有道理，但是没有注意到统计数据的差异。
不同的口径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现在对于中国家庭消费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我个人做过很多数据处理，我的看法是，如果把住房开支（包括购买住房本身）也泛泛地算作是家庭的某种消费的话，中国的消费倾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在猛烈上升的，现在这一消费倾向上升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见，消费倾向并不是大问题，老百姓并不是不花钱，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买房子上。积蓄都花光了，再怎么刺激，也拿不出钱来消费了。
再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在，家庭部门的收入占整个经济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
重则上升很快。但是，包括预算外的收入在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就只有24-25%，而一般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个数字都在30%以上。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把企业部门剖开来看，最接近消费者的下游行业，如纺织、服装企业，其盈利能力及其占其整体收入分配的比重，在过去四五年间的上升并不是很明显；上升最猛烈的都是上游企业，如煤炭、石油、黑金属、有金属、非金属矿产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