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王瑶先生在1980年学会即包头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上，提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具体是指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对象)、接受主体(阅读和批评)三个层面上，实践和表现着对人的不断的发现。
属性：文学性和历史性，而历史属性是文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质的规定性。
历史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历程。
一、中国新文学史的开端？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还是从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
80年代中期就有关于“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的论争”，当时钱理等人正在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在讨论中，多数学者，也主张突破五四的“起点论”。王瑶先生力排众议，亲自
写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的长文，明确表示：“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以 ‘五四’为起点的。”唐弢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
1、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是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力才扩大和深入的，才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文学方面：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2、钱理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认为是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原因有二：首先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此文功绩有三： a、提出文学历史进化观b、提出“文言合一”， C、批判了一些旧文学技巧，代之以新技巧。其次是：陈独秀是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1917年2
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到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到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观点：现代文学的开始应当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其起点是1898年前后发生的。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严复的最早的《天演论》是1895年翻译的并引进中国的，为中国带来了进化论。而“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观念都是由梁启超在19世纪末倡导的。而戏剧观念的更新，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这表现在他的1904年的《论戏曲》中论述：“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上的人都是他们教出来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念形成。
（一）文学史的主体是谁？现代文学史是革命史的附属品、一部分？还是文学自身？
1、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中国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
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当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比较了解的情况下，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些问题有失偏颇。例如，本书共有四编，一方面，把鲁迅的影响渗透在方方面面中，而将周作人和林语堂直接称作为叛徒。另一方面，整个对历史的书写，没有站在一个宏观的、立体的、全面的高度上来看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对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家、作品关照比较多，对城市体裁的关照比较少。比如非常重要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钟书林语堂就完全没有涉及。对中国社会的通俗小时哦这样一种重要的文体也基本没有涉及。另一方面，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学的发展，是由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作用形成的，但是《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整个熟悉过程，将政治基本作为促成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例如：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毕之后，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就是，工农兵的文艺活动怎在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杂文、散文这些方面热火朝天的进行起来。在我们今天看来，因为各种原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对待一些作家作品上有失偏颇，欠缺精到。
2、1904年东吴大学的黄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启动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人的学术自觉源于他文学观的自觉。他用进化观来阐述中国文学史的变化与发展历程，注重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碰撞下，在近代建构民族国家话语
体系的文化自觉中，建构进化的中国文学史观。他论文学的标准是真善美的统一。
3、唐金海和周斌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说,科学的文学史观是文学史教材和著作的灵魂,它有质的规定性，又有多维的灵活性。
结论：即文学史的主体应该是文学，同时我们应该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和多维性的相结合。主体性新现代，是指文学史的主题应该是文学本身。即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作家、作品等相关的文学现象。多维性，是指通史观、精品观、美文观、创新观、超时空观和稳定观等。具体来说，我们应当有一种“博物馆的意识”。例如，在博物馆里面陈列的就是历史上的文物或文献，都应该是原物和真迹。同样，在文学史上，我们所遴选出来的事件、作家、作品，其主体应该是珍贵的价值很高的、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变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的经典；同时应当陈列少量虽不具备上述里程碑意义的、确也在历史上存在过，反映人类和自然史上衰落、腐朽、倒退、消亡的典型文学现象，他们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认识价值。他们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现象相互碰撞，构成了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丰富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是以文学事件为分期的节点，还是以政治社会事件为文
学分期的节点?
1、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到1927，第二阶段是1928到1937，第三阶段是1938到1942，第四阶段是1942到1949年。
2、在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的历史分期开始，表述的并不明朗，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分期。
3、钱理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三个历史分期，分别是1917-1927，1928-1937，1937-1949.
结论：大部分都是以中国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作为文学的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如，1919年是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导致的五四运动，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导致的大革命的彻底失败，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有其中1917年由胡适和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关于文学文化领域的事件。
观点：在这里我比较同意唐金海所提出的观点，虽然政治的大变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但文学也必有自身变化的内部规律。忽视文学本身规律的文学分期，首先是背弃了文学本体，科学的文学史观理应拒绝完全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代替文学的分期。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今年对此提醒糊了精要的见解：“必须以文学本身的情况为依据，而不是由某一阶段文学所由产生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为依据；必须以体现文学自身的各种表现为依据；必须考察其与本国前一时期的文学确已产生了足以构成两个时期的差别，同时还应考察这种差别是一种历史的前进抑或是倒退，是不可逆转的抑或是转瞬即逝的。必须考察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是否大致相应”。
通过对文学史的研究主体和文学史的阶段划分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文学史观要求既尊重历史和敬畏历史，又注重史家治史的主体性。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对构成文学史的诸多元素——思潮、运动、社团、流派、文学批评、作家作品及其相关联等的严格“选择”的深刻“揭示”。
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以及主要谈论的根本问题就是，“文艺
为众”以及“如何为众”这个根本问题。这引发了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的思考？
例如，在清末民初的政局混乱年代，梁启超在1902所写的《小说与治之关系》中有进一步提出：“与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梁启超这样的论说背后，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即将文学与民族道德、风俗、人心、人格的改造与更新联系起来，高度重视与签掉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要求文学成为“新民”即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新的民族性格的有力武器。梁启超这一浓重的“文学救国”彩民族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构成了现代文学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基础。从此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国近代新文学和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的总体特征。并且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在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以及主要谈论的根本问题就是，“文艺为众”以及“如何为众”这个根本问题。同志列举了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并且全面的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
在的某些糊涂的观念。正如同志所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功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的贡献。”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同时又反对和避免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同志指出：“在现代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其实是不存在的。”特别是30年代的座椅文学思潮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所产生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潮。
文学的言志方面，即为文学而文学，在梁启超以后，王国维引入了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的“文学自己的价值”,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的意识，要求文学从封建伦理道德的婢女地位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具有集中大的意义。
结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根据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中所说的，中国文学领域有两种潮流，一种是言志、一种是载道。言志指的是为艺术。载道指的是为人生。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这两种潮流处在此消彼长的状体之中。在国家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文学的就远离政治，可以自由的发展，当社会动荡不安时，文学很容易变成一种工具。
四、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
文学的现代性概念的提出，代表了我们这个学科对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认识水平，而现代文学性质，与当下学术界的许多讨论都相关。
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就是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关于民主国家的想象和公共领域的建构，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文的现代性观念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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