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国最大的山寨城市?
深圳破坏力
    每一个时代的拐点,每一段成长的尽头,我们都在寻转变——在权威之前亦步亦趋,还是打破笼罩心智的定式,去寻另一片光明的天空?这些问题,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商业机构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常以改变、创新或者改革等话语体系来形容。
      我们想到了深圳,改革时代的一面旗帜,至今仍在奋力求变的大都市,一个民间创造力勃发的社会。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破坏了俗规,颠覆了思维,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人所做的,给意欲打破困境的人们以察觉不到的逻辑与思维。我们从经济(比亚迪和山寨机)、文化(大芬村)、生活(平民高尔夫)三大领域考察,审视这股破坏的力量,它带来的不是答案,更应该是思考的空间。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在因特网上震动海内外,也把深圳人的失落、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翻开中国近30年的历史,对深圳最常用到的描述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是一个去旧创
新的符号。深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很多项全国第一:第一个引进外资、第一张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第一个竞标土地使用的拍卖会、第一个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试验田”的身份曾让深圳获得了各种先发优势。然而,当国家资源的倾斜与改革试点的优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渐流失,随着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崛起,深圳的焦虑感也与日俱增。
      为了寻新方向,深圳近几年来在官方层面做出过不同方向的推动。它曾经提出过“建设中国的硅谷”;它曾意图建立金融中心;它曾想打造中国的设计之都;它曾推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为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去获得新角的空间、灵感与支援,深圳可谓不遗余力。
      但是,成功的经验可能是失败的教科书。当深圳盼望国家层面的导航和扶持时,深圳一股股源自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却在另一个层面成为新的“深圳制造”:它们无视既定的大环境或者“气场”,不被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思维模式所禁锢,打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外来成见,化繁为简,打拼出一条条既继承“深圳速度”,又擅长破解困境的颠覆之路。
      对比深圳其它名牌标签(譬如21世纪以来深圳最响亮的标签“华为”),民间的创造力以更鲜活、迅速又贴近社会的面貌成为深圳的新标签。我们把这种能量归结为“深圳破坏力”:
它来自江湖、草根,建功立业,但又惠及越来越多的大众。
      于是——
      这里能提供丰田级享受、但价格低了三分之一的汽车。
      这里能让更多人以低价获得过去名牌们以高价垄断的手机音乐功能。
      这里有不需要经过老师提携就能获得包装的艺术青年的升值路径。 比亚迪手机
      这里有敢让一般人打高尔夫球的青山绿水之地。
      这一切,都是对“天经定义”从怀疑到颠覆的结果。
      在深圳,没有“惟一”,没有“标杆”,没有“模式”(哪怕所谓的“创新模式”),工薪族可以骑着摩托车进高尔夫球场,小企业可以用手工解决看似神秘的技术问题……只有市场是最终动力,更不惜从低端去破坏垄断者把持的游戏规则。
      “山寨”可能是深圳近两年来最为国人所热议的话题,也是在破坏性上最受争议的现象,并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山寨从研发到生产的空间上完全是深圳的缩影:大面积的专业市场,从事不同配套的野心勃勃的商人,带着挖掘消费者对电子产品需求的渴望,一旦有新的创意就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在这里,化繁为简的哲学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瑕疵可以忽略,次要的功能可以省略,所有想象力都取决于顾客的需要;打破的,当然还包括那些过去被大品牌在广告中定义为高消费的价格。
      北京媒体评论家韩浩月认为,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它对抗了商业权威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也为更多有创造力的“蚂蚁企业兵团”提供了颠覆商业生态的空间。
      山寨这一源自民间商业“叛逆者虚拟联盟”的名词,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深圳的人大代表否定,但这不能掩盖山寨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两亿,占到中国手机市场四分之一的现实,它不但成功抢占了跨国公司的地盘,还远销东南亚与非洲等地,成为新的Made in China。微妙的是,山寨产业打破了跨国公司过去建立优势的运营模式(也包括一批中国大企业对跨国公司亦步亦趋的模仿),转而成为了大佬们研究的对象,遭遇“被破坏”的困境。
      “低端破坏”有时还不止于眼见有形的消费品。近几年中国耀眼的企业新星,来自深圳的比
亚迪,就是用看上去毫不“洋气”的方法和工具,对锂电池和汽车那些看上去“铁饼一块”的生产线和生产模式,进行了曾被外国人乃至中国大企业们不屑一顾的破坏和再造。于是,比亚迪把日系企业从锂电池的神坛上打下座,也震撼了过去大谈500强,忙于请外国CEO,或者迷醉于高成本技术研发的商业领袖们。
      事实上,那些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或恭敬追随权威的决策者,远不如民间的集体力量那样有创造性的爆发力。
      在深圳的社会土壤里,移民众多、普通话的无缝沟通、远离行动权威,还有政府较少干预市场等因素,造就了深圳人处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也使深圳在商业、社会乃至行政体制等各领域都孕育着一种叛逆、但又有建设性的心智——试想,一个在大芬村画“行画”维生的人,如果他不能忍受被中国主流艺术圈鄙夷的白眼,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那些阳春白雪的艺术梦想,也就永不会实现。
      走自己的路,让丰田去说吧
      第一次见到王传福,是在4年前。他的衣服穿得很糟糕,怎么看都不像是老板,言谈中有着让人惊异的腼腆。
      正是这个看似腼腆的人,从电池业“破坏”到了汽车业,打破了绝大多数企业家脑袋里的“理所当然”。这些“理所当然”包括,有些行业必然是“资本密集”的,某些流程必须要“高科技”的,有些行当必然“懂行才能进的”,甚至是很多中国明星企业家脑袋里想的“‘惟贸易’或者‘惟技术’才是出路”……
      日系巨头垄断的电池行业被他彻底颠覆了——谁都说高精密制造是个资金密集的活儿,他用小米加步的路数,把几万个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人加上一堆自己设计的小夹具,便改造成了六个西格码级别的高等级精密生产线,然后登上了世界第一。
      然后便轮到汽车了。比亚迪又破坏了汽车业的“共识”——他们说外行人不可能造车,王传福用1/3的价格把看起来差不多的产品——譬如“超A货”F3——砸到市场上,气得被“模仿”的汽车公司转过头去自己的供应商算账:“为什么比亚迪能把成本降到比你还低?”而价格大幅下降的背后,还是比亚迪对汽车制造生态的“破坏”使然。
      “人民战争”
      还记得你使用上千元一块的原装手机电池的日子吗?
      从比亚迪进入电池产业至今,最令竞争对手心痛的,也许是手机电池的价格从1990年代的1000多元,活活地被拉到十几元一块。
      从深圳驱车出关,沿着蔚蓝的海岸线一路东行,驶过著名的旅游海滩大小梅沙,在连绵的青山中穿行近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驶进一个小镇,葵涌。比亚迪选择这里作为总部,在一个山偏地远的地方沉默地生长。比亚迪的制造大军就在这里。除了供应商和客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每天有上百万枚手机电池发往世界各地。
      10年前,这里是真正寂寂无名的。两万多名制造工的前身,只有70人。现在,这个制造厂区就像一个管理精密的蜂巢,上一刻还只有运输电池原料的拖车缓缓穿行,铃声一响,忽然路上便涌出大批年轻工人,整齐地流动,再一声铃响,所有人又迅速消失。
    19952月,年仅37岁的冶金物理化工硕士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借了250万元,决定创业。他想做什么?手机锂电池。
      当时,锂电池的生产厂商几乎都在日本,生产线也只有日本企业能够制造。于是,王传福揣着200万元人民币去日本买生产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
      当时比亚迪注册锂电池公司资金是200万,要负担70个人的工资几乎都不够。即使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小段生产线。王传福干脆彻底断了购买设备的念头,决定用“人民战争”来搞定看起来“高不可攀”的锂电池制造。
      ——不就是制造吗?
      是的,机器手的确很精密,但是只要把“人手”管理好,一样能达到客户需要的精密程度。比亚迪把电池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设计了不同的夹具,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地造起了电池。“手工+夹具”的制造模式就此诞生。
      因陋就简
      关于中国制造因陋就简的创造力,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家国外的肥皂生产商始终困扰于一个小问题,就是每生产1000个产品,生产线上总存在一两个没装肥皂的空盒。生产商向它的生产线供应商提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生产线供应商思来想去,在生产线上安装了一个新监测环节,用射灯去照每个肥皂,如果出现空的,机器手会自动将它捡走。不过这个新功能太不便宜了。另一家中国肥皂商也购买了这种生产线,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在生产线的出货口放了一台电扇,空盒一下子就会被吹掉!
      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确能使“中国制造”制造出惊人的颠覆结果。比亚迪最擅长的,就是用非常简单、便宜的方法完成了日本企业用高科技完成的任务。这与很多沉迷于“XX千万的引进高科技生产线”的中国企业明星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譬如,在传统的锂电池制造成本中,有一笔巨大的开支用于建造全封闭的无尘室,而且由于需要有特定的温度和湿度,工人只能在里面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出来,人力成本也非常高。比亚迪发现,这个造价昂贵的无尘室其实是“大炮打蚊子”——真正需要无尘操作的对象只是那枚小小的电池而已。于是它想到了生物实验室常见的无尘操作箱,一个透明的密封箱体,两端有两个开口,装着柔软的橡胶手套,使用者将手伸到手套里面,就可以在箱体里面操作。这样,就可以随意把箱体里面设定成特定的温度、湿度,也不必担心里面的细菌外泄,而且非常便宜。
      仅仅用无尘操作箱替代无尘室一项,就大大降低了设备投入。类似的发明举不胜举。在比亚迪的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的。这使锂电池的生产成本降到了原先的1/3,并且品质同样达到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大客户的标准。
      锂电池的大幅降价不但使大多数消费者受惠,还颠覆了电池生产设备的提供商。过去,
发明锂电池的索尼公司建立一条生产线一度需要一两亿美元,直到2000年,一条生产线还售价500万美元。现在,很多后来投资手机电池产业的企业都乐于复制比亚迪的设备和流程,甚至有某日本设备厂家向比亚迪内部人员购买这些设备的设计图纸。而随着比亚迪自主设计的生产设备和流程外泄到市面,如今建立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的价码已经降低到了30-50万美元。
      颠覆力变成了“比亚迪速度”。2003年,比亚迪开始涉足其他手机零部件业务。先推出的手机液晶显示屏、塑胶壳等产品当年就获得了1.6亿元的销售额;2004年,比亚迪更是把产品拓展到包括液晶显示屏模组、塑胶壳、键盘、柔性电路板、摄像头、马达、充电器等在内的手机零部件产品,销售额猛增到近1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