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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化》2022年第04期
摘要：从市场规模和结构而言，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这一市场仍在持续发育形成过程中，需要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把优势发挥出来，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本文认为，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实质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主要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城乡二元架构导致的市场分割;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彩仍然浓厚;物流体系不够畅通以及物流费用居高不下;部分行业的人为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技术标准滞后导致的需求抑制，产生了所谓的产能“过剩”;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国有经济内外循环需要加快畅通。中国市场是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基本盘。首先，跨国公司产地销和销地产是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其次，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统一大市场 经济循环 全球供应链
作者简介：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一、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
汽车限购将放宽 就市场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依靠进口，就会立刻在全球产生20%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可以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2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到全球的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市场的30%。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最发达的德国、法国、英国，人口都在6千万到8千多万人，仅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左右，即使加上其他高收入国家，如日本的126亿人、美国的33亿人，整个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在1215亿人左右，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就有1411亿人，对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高收入国家整体还大。
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在中国这个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人口的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大体一致。中国的市场结构与印度、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不一样。例如，印度说起来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印度
自稱有29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和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2020年版，第4页。
每个邦都拥有较大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印地语为全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约33%的人口使用），英语系全国性通用语言（约12%的人口使用），另外，官方承认的地方性语言还多达20余种。此外，印度还残存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30多个大大小小的“散装”市场构成的。
正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会对全球供需格局造成巨大影响，进而带来原材料价格、全球分工、产业配套等一系列剧烈变化，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出现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做什么什么便宜
”的现象。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大致有以下几种：因技术领先形成的技术优势，因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低廉而形成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因货币是全球货币而形成的金融优势，因某种资源禀赋优质而具备的资源优势，以及油电煤气运等各类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等等。而中国工业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其规模优势。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这固然有道理，但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一般在10%左右，劳动力成本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二是固定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成本，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三是物流成本。四是市场开发成本。五是原材料采购成本。而且，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美国一些企业和政客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这么便宜，所以总是对中国企业展开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他们不理解中国市场的特
征。倒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尝到了甜头，一直看好中国市场，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还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鼓吹与中国“脱钩”的想法是短视的。
二、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实质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仍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中，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把优势发挥出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总体要求、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市场监管、市场竞争和干预、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共提了30条意见。笔者认为，其核心意图是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形成全国大致一致的市场环境，推动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从现实看，当下至少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经济学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的内在动力之一。这种地区竞争犹如市场竞争，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等等，这些都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各地为了本地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拼命上项目，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以致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基于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产能过剩此起彼伏。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市场分割
这表现在要素方面，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流动仍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村的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彩仍然浓厚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尽管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但有一些领域计划或行政彩依然浓厚，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直到2021年出现大规模“电荒”了，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
（四）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
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4%，欧洲、日本的物流费用为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中国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总体而言，中国的物流业效率偏低，没有形成畅通的物流体系。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中国铁路运量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美国铁路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重为20%），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
效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中国高速公路往往收费几十年了，已超过收费期限但仍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建设—经营—转让（BOT）收费特许权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缺少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无缝衔接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运行条件。
（五）部分行业存在人为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萬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有173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每千人拥有汽车量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不仅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还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等。事实上，
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可拉动消费，又可平衡市场。
（六）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产生了所谓的产能“过剩”
以钢铁业为例，钢铁及其工业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础性工业能力。一方面，中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却因产能过剩利用率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中国钢结构产量仅占国内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每平方米150公斤;中国每年新建10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
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七）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像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以发育并茁壮成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尽管中央文件屡有提及，但受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的羁绊，这些年来的改革进展缓慢。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以及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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