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晓河
编者按 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砥砺前行。同时,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正在积聚,行业和区域走势分化,结构调整起步较早的企业、行业和地区走势向好,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下行压力还在持续加大。我们要科学把脉形势,既分析客观因素,又要主观原因,既对长期向好充满信心,也要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化对中国有利也有挑战
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这都是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解决困难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至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产业集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讯、水电网管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
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加强与亚洲周边、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还有,11月22日降息,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63.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特别是贫困人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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