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的迈可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三位经济学家，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2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是经济研究中一个极其活跃的领域。如今，不完全信息模型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经济分析工具，并广泛应用于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村市场到发达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等大量的课题研究之中。而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理论的基石正是由阿克尔洛夫等三位经济学家奠定的。他们获得经济学界最高殊荣当之无愧。
一、信息不对称市场
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的利率为什么高企？想购买二手车的人为什么求助于职业经纪商而不是私人售车者？即使对红利所征的税高于资本利得税，企业为什么还支付红利？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费、保额和未保险额（deductible）组合为什么因人而异？富有的地主在与贫困的佃户签订合约时为什么不愿承担庄稼收成的全部风险？这些貌似不同但实质上相似的诸多现象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不对称信息的现实假定对此给出了一般性的合理解释并因此拓展了经济学理论：市场一方经济主体比另一方知道的信息更多。借款人比贷款人更了解自己的偿债能力；售车者比购车者更掌握车子的质量；CEO和董事会比股东相比更清楚企业的盈利前景；保单持有人比保险公司更知道自己事故发生的风险；佃户与地主相比更了解劳动努力程度和庄稼收成状况。
二、乔治·阿克尔洛夫的学术贡献
阿克尔洛夫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惟一一项最为重要的研究，具有真正有价值学术研究的典型特征：提出了简单而又深奥的一个普遍化思想，并因应用广泛而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该文中，阿克尔洛夫对具有逆向选择这一信息问题的市场第一次进行了正式分析。他研究了有一种商品的一个市场，其中售出者对该商品质量的了解比购买者要多，并以二手车市场为例加以说明。如今，称谓有缺陷旧车的口语“柠檬”已成为经济学家理论词汇中的一个著名的隐喻。阿克尔洛夫认为信息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或者市场萎缩成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
阿克尔洛夫还指出，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印度20世纪60年代的信贷市场为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印度小地方贷款人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在城镇借款然后在农村放贷出去的一个中年人并不
了解借款人信誉，前来借贷而又难以偿还的借款人使他承受巨大风险，因此极易遭受惨重损失。
“柠檬论文”中的一个关键的见解是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抵消信息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阿克尔洛夫认为许多市场机构可以被看成是为了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而出现的。
阿克尔洛夫除了对不对称信息所进行的研究外，还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贡献是他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关注。
三、迈可尔·斯彭斯的理论贡献
斯彭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信号要求经济主体采取观察得到且具有代价的措施以使其他经济主体相信他们的能力，或更为一般地，相信他们产品的价值或质量。斯彭斯的贡献在于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形式化，同时还说明和分析了它所产生的影响。
斯彭斯在其1973年开创性的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中将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生产效率的信号。其中基本观点是除非信号成本在其发出者即求职者之间显著不同，否则信号不会有成功的效果。雇主不能将能力强的求职者从能力弱的求职者中区分开来，除非在后者选择较低的教育水平时前者发现自己对所受教育进行的投资能得到回报。斯彭斯还说明了存在教育和工资不同“预期”均衡的可能性，生产效率相同时，男性和白人的工资比女性和黑人的工资高。
斯彭斯随后的研究包括拓展这一理论和证实不同市场信号重要性的大量应用性研究，对大量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如作为生产率信号的昂贵广告和全面担保；作为市场力信号的主动降价；作为谈判力信号的延缓工资报价策略；作为盈利能力信号的债务融资而非发行新股的融资方式；作为降低居高不下通货
膨胀的坚定承诺信号的不惜以衰退为代价的货币政策。
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影响
斯蒂格利茨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理论研究上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保险市场、信贷市场、金融市场效率、非自愿失业和发展经济学等所作的深入研究的几篇经典学术论文之中。他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已经演绎成信息经济学乃至领域更宽泛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规范方法。他是所引用的信息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学者。
在与罗斯卡尔德（Rothschild）合著的一篇经典的论文《竞争性保险市场均衡：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短论》中，斯蒂格利茨正式地说明了在保险公司不知道有关各个客户风险状况的保险市场上，信息问题会被如何处理的。这一研究通过考察不知情的经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充实了阿克尔洛夫和斯彭斯所进行的分析。罗斯卡尔德和斯蒂格利茨认为保险公司（不知情方）通过被称之为“筛选”的方式能够给予其客户（知情方）有效的激励以使其“披露”有关自身风险状况信息。在筛选均衡中，保险公司通过提供“较高的未保险额与较低的保费组合”这类可选合约菜单来区分保单持有人的不同风险类别。
蒂格利茨与安德鲁·魏斯（Andrew Weiss）在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
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帐损失的最优策略是对贷款进行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这些创见因现实世界信贷配给十分普遍而使研究更进一步接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并对公司融资、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与桑德福·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的共同研究中，斯蒂格利茨对金融市场效率假说进行了论证。他们有影响的结论被称之为“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反论”：如果市场在信息上是有效的，即所有信息都在市场价格上得到反映，经济主体不会有激励去获得蕴藏在价格之中的信息。但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信息，则市场会让某一主体掌握信息。因此信息有效均衡不会存在，这一研究对金融经济学影响颇大。
斯蒂格利茨还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不对称信息和经济激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抽象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十分具体的现象方面有着广泛的解释力。他在1974年有关信息不对称的最早一项研究涉及的就是古老但仍然普遍存在一种合约形式———谷物分成。正如字面的含义那样，该合约规定庄稼收成应该在地主和佃户之间进行分配。收获的庄稼数量一般取决于外部条件如气候和佃户的工作努力程度。在绝对风险规避程度随财富递减的传统假定下，最优结果应该是让富有方地主承担全部风险。但实践中收成却在双方按照固定份额（通常每方各半）进行分割。斯蒂格利茨试图根据双方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一关系。由于地主难以准确地了解佃户的劳动努力程度，最优合约应该是在风险分摊和激励之间达成某一平衡，谷物分成事实上对双方来说均是最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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