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江淮汽车《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摘 要：清朝和民国前期的淮北盐商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利目标，不断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或对政府权力进行直接渗透，或收买其利益代言人，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坐享政策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清末市场化和股份制浪潮兴起后，由于政治权力依旧没有受到有效的
约束，商人的寻租活动比以前更加普遍，使得盐业利益仍被少数集团所掠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本已不公的盐业政策愈加败坏。依靠寻租活动而先行致富的商人集团，天然地不能作为淮北社会的普遍代表，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关键词：政治权力；商人集团；寻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S039)；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LSB005)。
作者简介：马俊亚，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驻院学者(南京210093)。
在清朝各盐区中，以两淮产量最大，盐税居各区之冠。清后期，淮北①盐产地位远远超过了淮南地区，时人称：“淮北盐产丰富，馈食遍六省，税课甲宇内，为吾国最重要之盐区。”[1]701832年，在淮北改行票盐，“实类于就场征税”。[2]118民国成立以后，盐务改革，首推淮北。[3]2091924、1928、1929年，淮北盐产量均在1000万担以上。[4]721931年，淮盐税收达5150万元(工业盐不计在内)，[5]116分别占全国盐税总收入和全国财政收入(不包括
债款，坐拨征收费及退税除外)的35.7％和9.3％。1932年，淮盐年产额约800万担，淮北4场共占93％(其中济南场占58％，板浦、中正、临兴3场占35％)，淮南各场仅占7％。[5]115-116这一比重，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4]41到20世纪40年代初，即使遭遇战争的破坏，淮北的盐产量每年平均仍为640万担。[6]141
令人震惊的是，长期作为国家财源的淮北地区，却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现象呢?淮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富裕的集团，为什么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领头人呢?在实行市场化和股份制后，为什么淮北盐业利益的分配会变得更加不公平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阐述，以冀获得指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盐业向来是最大的暴利行业。清中期，官方认为盐业利润为300％。[7]7897道光年间，据两江总督兼盐政陶澍奏称，两淮场盐每斤一般卖制钱1—4文。[8]165其零售价格，在淮盐销售的第一口岸汉口，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若分运到其他地区销售，较近的地区为六七十文，较远的地区需八九十文。[8]153皖、豫两省盐价，与汉口附近地区相若，“每斤需钱六七十文”。[9]卷五二，13这与王方中的研究非常一致，19世纪上半叶在河南汝宁、光州及所属县，“价每斤银三分三厘至四分一二厘不等”，折合制钱在60文左右。[10]3
11-312大体说来，陶澍的说法比较准确，淮盐的市场售价高于场价的数十倍。[8]153民国年间，灶民卖出的场盐为每斤2文，盐商卖到消费者手中一般为50多文。[11]86场价与岸价基本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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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淮北”主要指清朝淮北食盐引地和纲盐引地，即江苏淮安、徐州两府、海州直隶州及安徽风阳、庐州、颍州三府，六安、泗州二直隶州，滁州、来安、桐城三县，河南汝宁府、光州直隶州。[7]7896
有人指出，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高度官僚化，官僚居金字塔的顶部，小农则是其广阔的基础，商人居于中间的层级。[12]13，16这种社会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3]217-218的历史实际。在财富分配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海因岑所论述及马克思、恩格斯赞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14]169主持盐政的清朝要员更明确地指出了淮盐事务中的基本事实：“逐利者，商也；主持商利者，官也。”[9]卷九九，1
由于盐业中的巨大利益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在专制政体下，为了获得、维持并不断地扩大这种垄断利益，必然引发社会上狂热的寻租活动。在清朝“盛世”时代，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向最高统治者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报效)白银36370963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的古玩、字画等，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15]82；[16]120史称：乾隆年间的两淮总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17]136实际上，江在1762—1784年间曾四次竭尽豪奢地接待南巡的乾隆皇帝，[16]124更可说是凭“金钱”结交上了天子。由此可见寻租活动的一斑。学者认为，正是在18世纪，盐商与朝廷的关系得到了巩固。[16]120
商人对皇帝的报效，所获得的租金远远超出了一般商业行业的利润。通过捐献，许多盐商获得了官阶，[15]83并使许多巨商建立了与皇帝的私人关系。[16]1211751年3月6日，乾隆的上谕中称：“朕巡幸江南，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9]卷六，23那些报效的商人“各按其本身职衔，加顶戴一级”。[9]卷六，241757年3月21日，乾隆发布上谕，对两淮商人再予嘉奖，对原有职衔，已达三品的商人，均赏给奉宸苑卿衔；未至三品的商人，各加顶戴一级。[9]卷六,27毕竟，商人既看重官衔，也重视实际利润。次日，再发布上谕，“着再加恩，自丁丑纲(1757年)为始，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
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9]卷上，27仅此，就使商人获得了数千万斤的无税之盐。1762年3月9日，乾隆对两淮巨商进行了更大的奖赏，已加奉宸苑卿衔的黄履暹等，再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的徐士业等，加奉宸苑卿衔；李志勋等，各加按察使衔；另外，赏程征启六品职衔，并给程扬宗等各加一级。[9]卷六，30学者指出，皇帝的巡游建立了盐商和朝廷的关系，并创造出了一种相互支持的体制。[16]121
实际上，这些报效根本不是掏自商人私人的腰包，而是先由运库垫付，然后加以拖赖。道光年间，两淮盐商拖欠银不下数千万两。[9]卷一三九，1正如陶澍所奏：“报效一款，原系因公抒诚得沾议叙，自应各出己资，乃亦先由运库垫解，分年带缴，积欠累累，是库存正款徒为商人骗取议叙之用。”[8]160-161用公款来报效皇帝，以表忠顺之心，形成政府花钱替商人买爵位的怪现象，并造成了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报效也冲击了正常的盐务秩序，史称：“报效既多……各省盐务皆有不可收拾之势。”[2]117
尤为严重的是，引商通过向最高统治者公开行贿，使得这一集团不但获得了对盐业合法的垄断，而且把这一职业变成了世袭。[18]17-18另外，大部分商人在拖欠正课外，还抬高盐价。监察御史曹一士写道：“向来积弊，每有众商公捐之举，其实皆非出之商人本心。缘为大
吏者，每遇一事，必传商纲授意，遂尔勒派众商，勉强从事。究之所捐在此，而所欠在彼。于国家实无裨益。并有奸商藉端高抬盐价，以致闾阎并受其累。所在官司，以其方行输捐，遂任彼所为，置之不问。是公捐之举，商人显居其名，而百姓隐被其害。”[19]卷五○,15这种危害一直持续到民国中期。景本白写道：“因报效而加价短秤、搀杂泥沙，其损失比较商人之报效，百倍不止。盖报效仅出一次，而人民之受害则子孙万世也。”[18]20
由于高度的垄断，盐商的利润主要来自超经济强制。魏源写道：“东南大计，无如漕、盐，二百载来，文法委曲烦重，致利不归下，不归上，而尽归中饱。”[20]328在有着共同利益的官员们的庇护下，“不肖奸商巧立名目，藉端开销，以致库本全空，课项日绌”。商人办运，所有引课、场价、运脚、使费，统统算作成本。其中的“根窝”，每引取票银l两，每年即需银169万余两，全部落入“底商”手中，未交国课先饱私囊。[8]153从这里可以看出，盐业注定要牺牲大众和国家的利益，使少数集团得益。
综上所述，由于行政权力统治着社会，商人集团对社会资源和各种利益的争夺，只能通过收买权力来寻求其租金。商人的寻租活动造成了这个集团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国家和其他平民阶层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二
从清朝的基本国策来看，清政府很难说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如地主“阶级”①或商人阶层)利益的代表。但像盐商这样的集团，在两千年前即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拥有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经济势力，[21]27他们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不遗余力地进行寻租活动，造成国家基本政策的偏向。
1930年，景本白指出：“现在中国并无真正之军阀、财阀，可称为‘阀’者，唯一盐阀。无论国可亡，朝可易，而引商子孙万世，传之无穷。”[22]2盐商被称为中国“七十一行中第一富于金钱且向有组织者”。[23]
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盐商不但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益，而且还拥有许多行政权力。江淮、两浙盐商，一向有管理上场、下河等伙计的职责。[19]卷五○,15运商还拥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对一般私贩和私盐进行查禁的特权。1736年，江浙总督嵇曾筠提出：“将商人私设
商捕，报明地方官造入卯簿，以便约束。”这就给了“商捕”以合法地位。[10]307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盐商“变本加厉，竟俨然如专制时代之帝王，于其权力所支配下之岸区，可以自设巡兵，检查行人，任意加捐，剥夺民财，限制民食，垄断市场”。[24]2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商人缉私具有合法地位，其没收的“私盐”便“依法”为商人所得，成为合法的私盐。包世臣写道：“又有各口岸商巡捕获私盐入店，名日功盐，作官售卖，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输课者，功私也。”[19]卷四九，15
实际上，这种做法，偷漏国课倒在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商人为了牟利，不断设下诈局，故意坑骗普通百姓，公开制造冤案、错案。蒲松龄写道：“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而又设逻于道，使境内之人，皆不得逃吾网。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法不宥。彼此之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残其胫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呜呼!冤哉!”[25]8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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