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县委书记与他的山里“模特”
作者：刘雪妍
来源：《畅谈》2019年第21期
        用开水烫过，刮好毛的猪足有300斤，白胖匀称，一家人卯足了劲儿，合力把它搬上案几。腊月二十五，冬日阳光下，抓着猪尾巴的姑娘红袄惹眼，周围孩子们笑容灿烂。
        这张杀年猪的照片夺人眼球，如今挂在作者娄依兴的茶室里。不只是过年，照片中的后岸村几乎日日热闹——年接待游客数十万，农家乐常常一座难求。
        春笋收获的季节，被竹海环绕的大同山岙中，麻珠潭村村尾空地上停了七八辆小车，娄依兴拍下的照片里有湍急的溪坑水，也有攒动的人。
        年轻的村干部小俞告诉娄依兴，村里全是自家人，“爷爷5个兄弟，爸爸8个兄弟”，这几天大家回来挖笋，热闹只是一时的，笋期一过，村里会立时冷落，只留下几位老人。
        “有一天，老人們没了，村子就消亡了。”小俞说。
        在山的怀抱里，娄依兴觉得时间紧迫。变化来得太快，他想记录乡村。今年72岁的娄依兴是浙江临海市人，上世纪90年代曾在天台县做过4汽车模特年县委书记，从市里退休几年后他住回天台，走过全县374个行政村中的三分之二，为乡民拍下千余张照片。

■ 娄依兴拍下很多老人做活的场景，他最爱用“耳聪目明”来形容他们
        杀年猪晒腊肉，种菜除草耕地，或是围坐家门口吃饭，这一张张平凡不过的农家照片背后，是一个变化的、真实的，远山连着茶园、辽阔而不均衡的中国。
        这些年，娄依兴去过次数最多、拍下照片最多的还是后岸村。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喜欢摄影的青年陈红军。
        后岸村从清代起开山卖石，曾是远近闻名的“石板村”。即使在村外，也能听到声响，“隆隆”炮声刚停，凿石的“叮咚”声和割机的“吱吱”声就立刻跟上，粉尘飞扬升腾，屋顶和树上都成了白，河面也浮着石粉。
        过去村内老屋密集，布局凌乱，但靠打石板，村民们过的是被称为县里“小香港”的富裕生活。
        因为父亲在石矿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后岸村村民陈红军和弟弟陈红委在杭州省队学习拳击时，每天都能花七八十块钱，陈红军说：“小时候大人们讲，矿里3天的工资抵得上乡干部1个月。”
        靠山吃山的乡村，有因山而富的，也有在山里逐渐寂寥的。
        20多年前去大贝山村，娄依兴用了2个半小时爬上山，与十几位老乡喝酒时，村里还有500多人。现在开车过去只需要半个小时，山头岩峰如故，可昔日热热闹闹的山村却已冷落。
        村里静得有点可怕，半晌没看到生灵，转角看到地上趴着一条黄狗，也是懒得叫一声。全村常住村民仅有40来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
        没有人气，娄依兴只拍到些空屋，失去了脊骨的老屋还原样立着，屋里的细节暴露在天光下。“人多时，路不通；路通了，人少了。”他说。
        蹬着布鞋，穿上大褂，走在村中，老人们拿到他洗好送上门，装好相框的照片时，并不知道这个“总笑呵呵的高个子”是谁，能说出的除了不停的“谢谢”，就是“共产党好”。
        很多老人一辈子除了身份证照，没拍过其他生活照，在镜头面前总有些拘谨，即使是戴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98岁老兵，站在家门口“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牌匾下也面露紧张。
        娄依兴多趁他们不注意时按下快门，留下边说话边干活儿的自然瞬间。
        “我也不是想当摄影师，只是闲串到乡村，给老乡拍张照片，洗好交到他们手里，他们高兴，我也开心。”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他们拿到照片时的表情。”
        天柱山上，91岁婆婆坚持天天穿念珠赚钱，为她拍下消瘦的侧影，他觉得“心头足下两沉沉”；85岁的老人一说话就露出一嘴白牙，拍下她扛着锄头上山的身姿，他赞“劳动者最年轻”；遇到留守祖孙二人倚门而望，他想着“祖盼儿子孙盼妈”，给照片取名为“盼”。
        对大部分老人而言，大山世代养育着他们，是他们立命安身的依托，正如翠绿的茶树芽密枝繁。守候，是生命的本能。
        离开，则是更多年轻人的心愿，而首先，需要一条通畅的路。上世纪90年代，大路在山里还有些奢侈。
        娄依兴照片里的后岸村路宽阔平整，想象不到原来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陈红军说：“当时村里人的桃子一路颠簸到城里，等卖的时候已经烂掉了，加上环境被采石破坏，一进村子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天台最东部的东安隐村，则更长久为路所困，这个挂在500米半山腰的村子，被称为“半
天殿”，上世纪90年代时，去镇上赶集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有头脑活络的村民在村里办工厂，生产三角带，可产品只能一担一担地挑到山脚下。

■ 娄依兴站在板凳上，讲解茶室墙上乡民的照片，他指着的那张上写着“敬田得谷，敬老得福”
        从1993年开始娄依兴任县委书记，当时除了村路未通，在临近的新昌、临海和三门正积极将高速公路向外修到宁波、杭州时，天台也无人问津。
        天台到杭州不到200公里，但盘旋的山路翻过几座大山，汽车需要走六七个小时。“早上出发，中午在‘嵊县三界’站停靠吃中饭，这个站名很多老天台人都印象深刻。”曾是天台报记者的梁立新说。
        此时，县委书记娄依兴下决心要建成高速公路，上三（上虞-三门）高速在排除各种困难后动工修筑，天台的“山门”开始打开。
        修建盘龙岭隧道的工人们白天挖泥搬石，填沟砌坎，晚上睡在不足3平方米的帐篷里，梁立新现在还记得隧道主体工程完成时，一位工人说“我们走的路，总是崎岖不平”，他一家三代都在这个施工队，儿子此时已经去了下一个项目，看不到路面贯通了。
        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天台到杭州缩短到了不到3小时。
        在政府支持下，挂在半天中的东安隐村村民也开始了造路工程。家庭条件较好的村民们共筹集了约30万元，家境贫寒而无钱捐助的贫困户也义务投工投劳，用一年完成了机耕路。
        过去，这条9.7公里的盘山公路颠簸不平，村民们还是把它称为“小康路”，因为汽车能开到门口。顺着这条路，村民开着拖拉机将高山蔬菜拉去市场上，慢慢有了名气，生活也宽裕
起来。
        如今路面早已铺好水泥，随着自然观景平台、露营基地建起来，游人也沿路寻去东安隐寺。当年通路时村民请娄依兴一定在笔记本上留几个字，他写下了“路通民安村富”，被村里刻在碑上，现在还立在村口。
        头脑活络的当家人们也开始给村子寻新生机，青山绿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太监府村就在石梁铜壶滴漏景区正对面，村支书洪昌永想把景点打造为“隐逸文化工程”。他脚下，一片片柿子叶躺在石阶上，像颗颗红痣。
        娄依兴捡起一片红叶拍照。洪昌永看在眼里，很是骄傲：“我们这些叶子落在石头上都是美丽的画。”
        路让大山外向发展，天台的心胸也慢慢敞开。

■ 娄依兴给村支书洪昌永夫妇拍照
        后岸是一点点绿起来的。
        因采石身体被拖垮的村民一年多过一年，仅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间，全村就有百余名村民死于安全事故和石肺病，最年轻的仅38岁，当时流行着一个说法，“听到家家户户噗嗤噗嗤的呼吸机声音，就知道后岸村到了。”
        不能再拿命换钱了，村支书陈文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矿。进矿山的石墙上，关矿公告一刷就是十年。当年为了阻止村民偷偷开采，陈文云天天坐在进山道路中间，直到矿口封死，村民们对此依然印象深刻。
        村边的石矿已经废弃，百米深坑里贮满了水，看着这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陈红军说：“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有的人家人财两空。”
        从关矿开始，后岸一直在改变。决心从卖石头转型为卖风景后，2008年，陈文云第一次带130位村民出去参观，早上起来村民他，“房间里没被子，冻感冒了宾馆得赔钱。”
        走进他们房间的陈文云一看，被子还被紧紧塞在席梦思床垫里，他掀起被子，几个人面面相觑。
        而短短几年过去，这些甚至不会调淋浴水温的乡亲，把后岸村的农家乐办成了“中国乡居4A级景区”。
        娄依兴一直是后岸村的支持者，村民们大都被他拍过照。除了出谋划策，联系项目，他还写下村歌《后岸踏歌》，被挂在村礼堂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