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公共汽车》原文仿写
第一篇
去年，在公共汽车上，我的孩子问我：小驴子有舅舅吗？他在路上看到一只小驴子；他自己的舅舅前两天刚从桂林来，开了几天会，又走了。
今年，在公共汽车上，我的孩子告诉我：这是洒水车，这是载重车，这是老吊车我会画大卡车。我们托儿所所有个小朋友，他画得棒极了，他什么都会画。
我的孩子跟我说了不止一次了：我长大了开公共汽车！我想了一想，我没有意见。不过，这一来，每次上公共汽车，我就只好更得顺着他了。从前，一上公共汽车，我总是向后面看看，要是有座位，能做一会儿也好嘛。他可不，一上来就往前面钻。钻到前面干什么呢？站在那里看司机叔叔开起车。起先他问我为什么前面那个表旁边有两个扣子大的小灯，一个红的，一个黄的？为什么亮了又慢慢的灭了？我以为他发生兴趣的也就是这两个小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的，他对那两个小灯已经颇为冷淡了，但还是一样一上车就急忙往前面钻，站在那里看。我知道吸引住他的早就已经不是小红灯小黄灯，是人开汽车。我们曾经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过过不
怎么开汽车
愉快。有一两次因为我不很了解，没有尊重他的愿望，一上车就抱着他到后面去坐下了，及至发觉，则已经来不及了，前面已经堵得严严的，怎么也挤不过去了。于是他跟我吵了一路。我说上前面，你定要到后面来！你没有说呀！我说了！我说了！他是没有说，不过他在心里是说了。现在去也不行啦，这么多人！刚才没有人！刚才没有人！这以后，我就尊重他了，甭想再坐了。但是我从思想里明确起来，则还在他宣布了他的志愿以后。从此，一上车，我就立刻往右拐，几乎已经成了本能，简直比他还积极。有时前面人多，我也带他往前挤：劳驾，劳驾，我们这孩子，唉！要看开汽车，咳。
开公共汽车。这实在也不坏。
开公共汽车，这是一桩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开公共汽车，这不是开普通的汽车。你知道，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多挤。在公共汽车上工作，这是对付人的工作，不是对付机器。
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工作的，开车的，售票的，绝大部分是一些有本事的，精干的人。我看过很多司机，很多售票员。有一些，确乎是不好的。我看过一个面苍白的，萎弱的售票员，他几乎一早上出车时就打不起精神来。他含含糊糊地，口齿不清地报着站名，吃力地点这钱，划着票；眼睛看也不看，带着淡淡的怨气呻吟着：不下车的往后面走走，下面等车的
人很多也有的司机，在车子到站，上客下客的时候就休息起来，或者看着手上的表，驾驶台后面的事他满不关心。但是我看过很多精力旺盛的，机敏灵活的，不知疲倦的售票员。我看到过一个长着浅浅的兜腮胡子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的角，他在最挤的一趟快车要到达终点站的时候还是声若洪钟。一副配在最大的演出会上报幕的真正漂亮嗓子。大声地说了那么多话而能一点不声嘶力竭，气急败坏，这不只是嗓子的问题。我看到过一个家伙，他每次都能在一定的地方。
热爱吗？我想，是的，是热爱，这样的冷静，坚定，也是热爱，正如同那XXX号的小伙子的开朗的笑容是热爱一样。
我的孩子长大了要开公共汽车，我没有意见。
第二篇
汪曾祺有诸多角，是作家、戏剧家、民间文艺家，是书画家，是美食家，更是生活家。他自谓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浑身洋溢着六朝以来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风采，人们称他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说：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这样的境遇。
汪曾祺这种中华特有的士大夫气，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的文字充溢着中国味儿的语言美质，很淡却很有味道，既朴实又典雅，既亲切又隽永，表现一种宁静空灵的深邃。他曾在为自己《XXX》一书所拟的广告辞中说：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拟。这种淡而有味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审美取向。
汪曾祺的士大夫气更直观地表现在他的笔墨中。他的绘画和文字一样天真清雅，意趣盎然，画如其文，文与画融合无间，温情恬淡，平易近人。他说过：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想，他的文学与书画，又何尝不是打通的了呢。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尽人皆知，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都让人感觉到作者的功力。人有所长，就有所短，据说，这位文学大家居然连普通的公文都不会写。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他的亲生女儿汪明，不由人不信。
第三篇
汪明说：在一般人的眼中，老头儿总是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无论何时何地，提起笔来便会行云流水，超凡脱俗，魅力无穷。没有人会想象得出，他也有瞪着稿纸发怵，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充满惧怕或缺乏信心的时候。
老头儿指的就是她的父亲汪曾祺。那年，汪明因病想提前退休，回东北休养。父亲是大作家，想要父亲为她写一个病退报告。没想到汪曾祺缩在藤椅上，盯着一摞稿纸发呆。直眉瞪眼地坐了两天，也没有写几行字。直到汪明收拾行李，临走时，还是没写出来。他抱歉地对她说：你先回去，我写好了，马上给你寄去。一份普通的病退报告，连写数天未果。看来，妙笔亦有干涩时。
这份病退报告最终是否写好寄去，写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从汪曾祺在XXX年为申请补发工作证时所写的一份报告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不会写公文。报告不长，全文如下
请准予补发工作证。
我的工作证记得是放在家里，但最近翻箱倒栊，一直不到。我因急用（有一笔较多的稿费待取），需要工作证，特请予补发。
我生性马虎，常将证件之类的东西乱塞，今后当引以为戒。
这个报告的确令人玩味。汪曾祺毕竟是位作家，短短几行字，就有翻箱倒栊生性马虎东西乱塞等文学语言。这恰恰是公文的大忌，公文要求陈述性的语言，平铺直叙，不拐弯抹角。而这份公文，通篇是描述性和形象化的语言，甚至还出现有一笔较多的稿费待取今后当引以为戒之类废话。
除语言不符合公文规范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至少还存在三大明显错误：一是文种混用。工作证丢失了，申请补发，显然是申请，而不应是报告；二是不符合申请文种规范，开头漏写主送单位，如人事科什么的；三是首句请准予补发与正文中的特请予补发重复。申请书的语句力求简洁明了，不该有多余的字眼。如果更严格一点的要求，还必须在主体文最后部分加祝颂语此致敬礼，可以紧接正文写，也可以独占一行，空上两格写。通常还要在署名时，加上申请人三字。公文写作的创造性只能在这种规范的程式里发挥。
幸亏汪曾祺是位作家。要是他是某个单位的文职人员，写出这样的报告来肯定要挨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