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一种对于人类天资、智慧、才能、劳动及其成就的赞扬活动，人类社会一进入文明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是对个人或个人代表的体为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表率和贡献进行的评选奖励，是一个社会对相应的行为取向与价值取向的宣示，具体来说，就是评选本领域、本范围中最好的、最为优秀的人物及其行为或成果，给以奖励，以此公开展示最佳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趋向。这一活动，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个人都纷纷举办，虽然评奖的奖项在世界范围内不一定具有最高水准，但评奖的频率次数、规模在世界范围则无可匹敌，与此同时，骗奖、假奖敛财、合伙分奖、花钱买奖、靠权拿奖、凭关系跑奖、内定给奖等等评奖丑闻和黑幕不绝于耳，使得中国评奖成为一种乱象，极其严重地扰乱了人们对社会文化、社会智慧、社会道德、社会价值标准的基本认识，使得人们难以辨明是非、区分美丑、理解善恶，因此，说中国评奖乱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大隐形毒瘤也许并不为过。
一、评奖泛滥已成灾
写下文章标题的同时，我的手机接收到一条信息：尊敬的手机用户，您的号码已经被央视抽中二等奖，奖金总额12500元，请登录央视网站CCTV（后面还有一长串小写字母）领取。这种拿评奖当幌子的信息，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多的每天都可以收到，少的一周也能够收到几条。由此可以看出，评奖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被用成一种最为普遍的手段。
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市场商品等几乎所有事物都已经成为评奖的对象，大街小巷、报刊网络随时可见各式各样的评奖消息，党政机构、社会团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地组织五花八门的评奖活动，同时，只要是规模稍大、影响面稍广的评奖活动，也就几乎同时有评奖黑幕、评奖丑闻出现，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当前中国评奖已经泛滥成灾。
2004年，湖南卫视播出了一台超级女声节目，它是一项大众歌手选秀比赛活动，面向全国范围，这个节目得到了极大的成功，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播星光大道，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于是，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地方电视台，几十家单位几十个名目的唱歌比赛蜂拥而上，特别是湖南台和中央台，都分别使用不同名目，举办同样的唱歌比赛，湖南台就先
后有超级女声、快乐女声、我是歌手，中央台更多，有星光大道、中国好歌曲、梦想盛典、梦想星搭档、中国青年歌手大赛、中国民歌大赛等等等等，同样的奖项，同样的评奖范围，不同的名目。
这种电视唱歌比赛的泛滥，由于是娱乐节目，即使搞得灰头土脸，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相对比较有限，不像另一些领域里的评奖泛滥。这里说的另一些领域，主要就是各级政府主持下的评奖活动，其泛滥程度已经到了让正直的人们难以接受的程度。
当下，中国各级政府名下都举行着我们难以统计出数量的评奖项目，科技进步奖、质量奖、环保奖、创新奖、招商引资奖、调研奖、友谊奖、见义勇为奖、创卫奖、安全奖、信息公开奖、旅游宣传奖、政务网站领先奖、市政工程奖、市政建设设计奖、住房奖等等等等，如果给中国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进行汇总，每家都是成百上千项。这是中国评奖活动中最普遍、最大规模的泛滥乱象。
这种泛滥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一门出多奖，一是一奖出多门。
一门出多奖。以电影为例，一个中国电影家协会，三个电影最高奖项，百花奖（主办）
、金鸡奖（主办）、华表奖（非主办），三个奖项每次评选出来的奖励对象都不一致，每个奖项设立的奖励项目基本相同，同样是最佳演员、导演之类。一个建筑行业，鲁班奖之外，还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梁思成建筑奖、绿建筑创新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国家级别的就至少有这五个。至于各级党政部门，每个单位具体有多少项评奖，估计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用个位数是难以统计的，必须用十位百位或者千位万位才行。
一奖出多门。文学一个奖，我们仅凭自己的记忆就可以随口说出一大串名目，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冰心文学奖、萧红文学奖、华语文学奖、艾青诗歌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曹禺戏剧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等，有关资料显示，面向全国范围的文学奖项有约50个，面向本省、本县市范围的文学奖项难以统计，这些不同名目的奖项，即使是在同一级别，国家或者省份、县市，都分别出自不同的部门，或文联、或作协、或政府文化管理机构、或党的宣传机构、或新闻媒体、或图书报刊单位、或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每年究竟有多少个奖，谁也统计不出来。
评奖泛滥的表现有很多种形式，大体都属于这样两类，有人用“中国人人在评奖，中国人人在得奖”来描述当前中国的评奖乱象也许为过，却也道出了当前中国评奖泛滥的实情。至少，除非你没有进幼儿园和学校，你或多或少都曾得到过几项奖励。
也就是说，这种泛滥的评奖已经超出了评奖的基本功能，它们已经不是作为对于人及其行为、成就的表彰，而是对于人的一种基本评判，以及，一种用意在于评奖之外的社会陋习。
二、等级评奖 ;罪孽深重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物能够通过计量来区分大小多少，这种区分非常精细准确，可以将事物划分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应当明白，这只是人们用来认识事物的一种计量技巧，这种技巧，为人们将事物划分等级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但请注意，是人们将事物划分等级，而不是事物自身存在等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各有特，但没有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等级的差别，小蚂蚁与人，高山与野草，高低的等级划分是人类使用的评判方式，并非真实的客观存在，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万物共存、万物平等。
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保持等级评奖的国家之一，在几乎所有评奖活动中，中国社会都误以为这种等级评奖非常自然，必不可少。例如，国家级别的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奖，2014年的就设特等奖一个，一等奖14个，二等奖136个，中间还夹杂3个创新团队奖，一个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三个或四个等级。同样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以前评选出来的
成员按月享受1000元，此后两年一评，评选出来的则一次性享受2万元。于是，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原本未设定等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客观出现了两个等级，一个等级是终身享受，而且每两年多享受4000元，一个等级是两年有效享受一次，下次是否享受另当别论。这种事先设定等级或者事先不设定等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划分等级的评奖，用不着罗列实例，是中国评奖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另一种隐形等级评奖普遍存在于学校，这种等级评奖从幼儿园就开始，是每个中国孩子都必须经历、接受的一种社会规范。它让每个中国孩子都明白，自己在幼儿园、在学校、在班级、在其他体中处于什么样的等级，是第一名还是第30名还是最后几名，而且非常细腻，这门功课第几名，那门第几名，等等等等。
此外，中国的媒体、社会管理部门也有意无意地使用各种途径，简直要将每个中国人都排到相应的等级位置，如经常出现的所谓财富排行榜、平均收入榜之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这种假排名、假统计却能够在中国社会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担心自己处于一个比较难堪的等级名次，只好假装不在乎，不敢去仔细查阅。
众所周知，所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学术成果、文化艺术成果都属于人类创造发明那一类，
客观上都不存在高低等级的划分。作为人类智慧和劳动的成果，它们中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是属于它们的作用范围和功能表现的不同，而不是它们存在高低等级的不同。计算机对于人类的作用足够巨大，罗汉松盆栽技术相比确实没那么大用场，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计算机的发明比罗汉松盆栽技术的发现等级高，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只在于作用范围和功能表现，没有任何等级可比。只有一种情况例外，一帮人投票，硬给它们划分不同的等级。
等级评奖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邪恶、无聊的行为。
奥运会颁奖台上，成绩最好的前三名被分别授予金、银、铜三个等级的奖牌，就体育比赛成绩来说，前三名确实存在客观的具体的差别，我们不出任何理由无视这种差别。但在存在差别的奖牌之外，三束鲜花是不分等级的，此外，没有任何等级的实物奖励，应该说，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等级评奖的范围，查奥运会有关资料，从头到尾，奥运会都强调的是公正、平等、参与，而并不强调胜负，特别忌讳等级评奖。
这种等级评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等级评奖在评奖的同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引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客观上激发着人的嗜杀野性，特别是当这种等级评奖并不公平、真实的时候，得到高等级的人也许觉得高人一等而得意，得到低等级或者得不到等级的人就必然有被侮辱的感觉，既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也就存在不同的行为意图，一旦表现为行为，那就是相互残杀的野蛮重演。即便等级评奖客观上不可能一下子将人类社会拉回野蛮时代，通过评奖将人区分为不同等级，得到不同的社会份额，也会导致一个社会失去稳定、和平的氛围。
三、评奖背后的长官意志
评奖活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开始进行的一种活动，早已经形成相应的规则和惯例，其中，每一项评奖活动都相对独立就是一种常规，举例来说，一个足球运动员、足球裁判就比较合适参加足球比赛活动，让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足球的歌唱家或者政治家去当职业足球正式比赛场上的裁判，或者上场参加足球比赛，即便只是组织比赛，都不是足球比赛活动的常规，如果不是出于娱乐好玩，那就是一种胡作非为，结果就是将比赛搅合成一场滑稽戏。
在2013年的金钟奖比赛中，成方圆在台上并未宣布第一轮淘汰名单，而是将淘汰名单
信封交给两位参赛主教练，后来有人披露，当华谊联队主教练黄韵玲正准备打开信封时，有人叫“先不要打开，我们领导让稍等”，将信封拿走。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工作人员请两大联队负责人进入一间休息室协商，然后才各自宣布了淘汰的6人名单。这个“领导让稍等”的细节，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实情，但能够肯定的是，领导们对比赛结果出现了意见，领导们有了明确指示。无论当时的比赛结果是否由领导决定，领导们尽管不是负责打分的评委，却对评选结果提出了要求。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每一项评奖活动，表面上看都是相应独立的，自有的评奖内容，独立的场所、时间、参赛选手、裁判和组织队伍，而在背后，这个评奖活动都受到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控制，所有的评奖活动都是这样，这种控制力量，有的来自特定的“领导”，有的来自评奖活动所关联的相应党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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