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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艺报》2020年第04期
拥有庞大的围内市场当然是中国的自身优势，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优势就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实操能力、管理能力，那在已经如此金球化的世界上恐怕迟早会成为掣肘
刚过去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韩国电影首次创造了外语片获得最佳影片的历史，一时间围绕这部译名《寄生虫》的韩国电影的各类文章、各种解读、各类“成功术”，成为不少上的流量文章。
我不想以深奥复杂的分析来探讨为什么会是韩国电影在奥斯卡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影展上取得商业、奖项的双丰收，只想以自己在CJ（奉俊昊导演《寄生虫》《雪国列车》等多部电影的出品方）曾经的工作经历和体会来分享回顾一下韩国电影公司、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也许有些可资借鉴之处。
CJ，希杰集团，旗下有CJ E&M希杰娱乐（原来CJE和CJM是分开的，分别主打电影业务和电视相关业务，后合并），CGV电影院等在亚洲乃至世界影视产业里都深具影响力的品牌、企业。但可能更为普通中国人所知的却是“多乐之日”面包房……是的，CJ正是一家靠食品起家的传统产业公司。
2006年，我刚进入CJ中国公司时，同时在中国蓄势待发的还有另外一家韩国公司好丽友。除了其颇为中国消费者知悉的好丽友派，好丽友还在北京三里屯、中关村等黄金地段成功投资了“美嘉欢乐影城”。彼时，与好丽友背景类似的还有乐天文化。这批巨头型韩国娱乐公司都是由传统产业公司发展而来，在娱乐产业取得佳绩后，原来的产业方向也并未放弃或削弱，反而一直在不断进取。这三家的发展轨迹有很多类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先大举投资多厅影院行业，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带动观众人次增长，拉动了市场对内容的需求，继而再投资制作领域，成为韩国乃至亚洲重要的制片公司、发行公司。
这些本来生产面粉、做方便面，从事食品行业的传统公司会齐刷刷转型进入电影电视行业，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为了重振经济，在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有直接关系。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政策中，最有效的可能就是税收的减免政策。文化产业和面粉、
巧克力派不一样，其投资回报周期、风险及可控性、资金需求规模等等，其实对企业来说都不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选项。因此，只有足够力度的税收和财务支持政策，才有可能刺激和鼓励这些已经在各自领域内做到前三甚至垄断的大企业，举巨资进入陌生领域。
当初CJ的招聘简章是要招一个“熟悉中国市场、政策、发行渠道，有管理经验、能用英语工作的发行经理”。虽然后来因为公司内部有相当多只会韩文或者中文的工作人员，因而配备了不少韩语翻译，但是在几乎所有关键岗位上的负责人都可以用英语交流，尽管有些人可能口音比较重，但是英语这一国际商业领域最通行的语言，确实使得韩国电影公司比几乎所有中国电影公司都更容易国际化、更可能走出去。
韩国因为地域和资源有限，其“文化立国”的初始目标就是要走出去。与之相比，会有很多中国人说“我们自己的市场够大，我们没必要什么都按照国际化去准备”。这当然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也正因如此，一个没有为国际化做准备的行业、公司、团队，想要经过20年的努力就傲立于国际舞台上，也自然是勉為其难。
韩国电影业由政府引导、大企业推动，一开始就冲着产业化、商业化的目标努力，这和日本、等地所呈现的因为个别艺术家的才华而赢得奖项的模式不同。毕竟对于企业
汽车电影来说，短期可以不赚钱，但是绝对不可能长期不赚钱。而从零起步要建立一个商业体系，不只需要通过购买来迅速获得设备、版权，更需要的是培养产业中所必需的各个工种各个岗位的专才。韩国电影业和韩国其他很多产业一样，有大批留学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不只获得了海外学历，往往还在当地做具体工作数年，所以当他们回到韩国，他们掌握的不只是理论知识，还有干出来的技能技巧，以及因为和当地人共事而深谙消费心理、文化特征。因此，韩国产品，如三星的电子产品、现代的汽车、希杰的电影，在从北欧到北美的高端消费市场，或者东南亚、南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无论产品设计还是营销方式，都更加有的放矢。
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当然是中国的自身优势，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优势就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实操能力、管理能力，那在已经如此全球化的世界上恐怕迟早会成为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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