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电影《⼈证》故事梗概和背景
这是转载的⼀篇⽂章，⽇本国民也遭受了极⼤的打击，这⾥发表博⽂不是幸灾乐祸，⽽是让⽇本⼈好好醒醒，不要再做同什么美国联合的春秋⼤梦，⽇本永远是美国的炮灰。
“作新⼥性——涉外俱乐部招聘⼥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收⼊，限18⾄25岁⼥性”这样的⼴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动⼼吧。也难怪1945年9⽉20⽇，当这则⼴告在⽇本各⼤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千六百余⼈来⾯试，⽽三个⽉内各地应聘的⼥性达到六万⼈之多。发放这则⼴告的，是⽇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部分不知道这则⼴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告，使她们信任不疑，⽽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本历史上⾄今不愿提起的⼀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本⼈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15⽇，⽇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本，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西洋⼈，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任何“野蛮，针对个⼈的报复”，⼏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的恐慌。⽇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中，最重要的是⾷粮不⾜，复员⼈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
的凌辱，其中担忧妇⼥遭暴⾏凌辱的⽐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位。产⽣这种想法，⾸先是⽇本⼈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将全被阉割，⼥⼈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军在亚洲各地的暴⾏，显然也成为⽇本⼈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本在战争中建⽴的慰安⼥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本平民⼥性的侵扰。建⽴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元，对战败的⽇本来说是⼀笔巨⼤的开⽀。⽽⼤藏省财税局长池⽥勇⼈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这笔钱换取⽇本⼥性的贞节和⾎统的延续，可说是⼗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为之者，但在任何⼀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本⼈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18⽇，⽇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26⽇，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的RAA协会正式成⽴，专门在天皇皇宫⼤门外举⾏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本卖春业的⽼板和⼲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柱。”
  也有⽇本说法认为，建⽴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书，
称8⽉20⽇，⽇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然⽽，根据考证，此说不确。⾸先，⽇本政府决定设⽴慰安设施是在8⽉18⽇，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件”英⽂原件在⽇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本⼈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美协同”的⽅式，⽽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长、⽇⽐⾕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情街”，随时有⼏百名⼥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持态度。
  这样，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本开始建⽴起来。8⽉28⽇，第⼀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本从事“慰安”的RAA⼥性，达到六万⼈之多。
  起初，⽇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份，⽽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慰安⼥也准备利⽤当时⽇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在进⾏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21⽇，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布⼩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下妓⼥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妓院吉原的⽼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的敌⼈，今天就⽤⾝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屋久组合的⽼板濑⾕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条理由。另⼀条理由是妓⼥中流传着“西洋⼈和⽇本⼈⾝体不⼀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的妓⼥最后服从了。⽐如上⾯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个妓⼥最终停⽌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些妓院⾥，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板协助建⽴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 “本⼟决战”的时候⽇本政府提出过⼀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本⼥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法不同，本质上都是⼀样地为国效⼒。”
汽车电影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都达不到。于是，⽇本政府终于撕下⾯⼦，⽤报纸⼴告的⽅式对良家妇⼥进⾏征集。于是，出现了前⾯的⼀幕。当时的⽇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本男⼦⼤量阵亡⽆法到丈夫的⼥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告，应募者云集⾃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旦⾃投虎⼝，在政府和卖春业⽼板的软硬兼施下，⼤多难逃沦为慰安⼥命运。在稻江世津⼦《占领军慰安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爱国’的名义驱使⽆辜的⼥⼦去为‘进驻’的外国兵。这是和战争中把⼥性拉去强暴⼀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本内务省给这些⼥性的名称是——“特别挺⾝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品，有床、被、枕头、睡⾐、长裙、洗漱⽤具、⾷物、卫⽣纸，以及原⽇本军内使⽤的，被称作“冲锋⼀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性的命运也的确⼗分悲惨。
  ⽐如最早开设的⼩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2⽇开业。但是，8⽉28⽇，⼀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
痛打了服务员，了在那⾥的全部慰安⼥。⽇⽅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是第⼀次见到外国⼈，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也有发⽣，⽐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1⽇开业。前⼀天晚上，却闯来⼀百⼈以上的⿊⼈⼠兵，⽤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惨叫呼号彻夜，⽇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们带着⽪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开业第⼆天，曾被⿊⼈⼠兵的⼀名慰安⼥，看到来的客⼈是⿊⼈⽽恐惧逃窜，被美国⼠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兵也因为⾏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常⼈所能接受。平冈敬⼀曾经采访过⼀个化名“玛丽”，在⼩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的⼥⼦，她说：“没⽇没夜，美国兵嚼着⼝⾹糖在外⾯排队等着，⼥⼈们在屋⼦⾥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由。”“最⾼的⼀天接客55⼈。悲，或者情，这些属于⼈的感觉，再也没有了。”“⼩町园的慰安⼥，最初是30⼈，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离去，但在那⾥呆过的⼥性，⾝⼼的伤害是可想⽽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清⼀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孩⼦，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忽然⿊⼈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作过的⼥孩⼦，第⼀个客⼈是个⿊⼈，第⼆天就从电车上跳下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本⼥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我安慰。”
  森村诚⼀的作品《⼈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记得那⾸《草帽歌》。
  ⽇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为。上⾯提到的⼟浦警察署长，甚⾄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明国家之⼀，⼠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美军的犯罪⾏为，⽇本记载，却是相当⾼。由于占领军实施管制，这些暴⾏很难得到披露。以⾄于直到今天，⽇本上层⼈⼠依然称驻⽇美军相当绅⼠——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很深的⼈”(早期驻⽇美军半数以上为⿊⼈⼠兵)“穿⼗三号⼤靴⼦的⼈”进⾏的犯罪，⽼⼀辈⽇本⼈都⼼照不宣明⽩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案，只要没有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仓的两百多名⿊⼈⼠兵拒绝参战发起，使以热闹的“砥园节
”著称的⼩仓成了抢劫、、杀⼈的混乱之城。数⽇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兵进⾏了巷战，才把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所知，但在松本清张《⿊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战争中与⽇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员。可是这些预备役⼈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素质较⾼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有监狱的犯⼈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且，这些⼈的年龄多是⼆⼗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的⼀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妇⼥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本犯罪率⾼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在慰安⼥们“为了国家”，“努⼒奉公”的时候，⽇本上层却是另⼀番景象。⼀⽅⾯⽇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性被卷⼊慰安⾏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本右翼，⼜急忙地积极投⼊到 RAA的事业中，从中⼤肆渔利。⽐如原⾚诚会重要⼲部菱⾕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部冈⽥太三郎，⽆⼀不利⽤此机会⼤发横财“每⽇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个⼈100⽇元，相当于当时⽇本⼈平均⽉⼯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部分，⼤部分落⼊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
包。甚⾄，他们中的⼀些⼈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企业家、⼤慈善家，⼈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的⾎泪。
  ⽇本的⿊暗⼀⾯，就是这样清晰，⽆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的避孕套上。
  尽管⽇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的却寥寥⽆⼏，⽽占领军的淫威⼜⽆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RAA的慰安⼥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洋彼岸美军的妻⼦、亲⼈们⼀⽚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波。正在从事⼈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伙⼦们，就是公然在⽇本妓院这样出⼊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10⽇，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五万五千名慰安⼥，带着满⾝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中，很多继续从事⾊情⾏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发⾳)。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多半⾝染疾病，慰安⼥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涯中少少的积蓄，⼜因为⽇本政府在同⼀时间进⾏了“存款冻结”政策⽽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银⾏⽽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这⼀
冻结，就是两年半。⽽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的四分之⼀。冻结存款，使慰安⼥们顿时陷⼊⾐⾷⽆着的绝境，她们唯⼀的⽣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意了。
  这⾥⾯，“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红，穿着美军仓库⾥出来布料作的连⾐裙，必须随时随地满⾜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样——三个、五个、⼗个的孩⼦，学着美国兵扭屁
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孩⼦的⽯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些，甚⾄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多加照顾。然⽽，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本电影《⼈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杀死⾃⼰混⾎⼉⼦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本期间，尽管⽇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法，改⼝服⽚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这种极为痛苦的⽅法稍稍遏制美国⼤兵的性欲。⽽⽇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段时间的⼀道⽆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本占领的结束和⽇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在⽇本，依然有富良知的⼈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年了，⽇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个节⽬《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活，其中菊地章⼦为主⾓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点⼉被世界所抛弃的⾟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
  流星之下占我⾝，
  今⽇宿何处也，
  此⼼纷乱。
  胸中可还有⼼在？
  我实不知，
  欲泣也⽆泪。
  这⼥⼦，
  ⽆⼈知她是谁。
  也知道⽇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取，也知道⽇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的时候，还是⽆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类。
记得《⼈证》，永远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