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波斯的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尤其是釉的使用远远早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中国考古学家在东汉至五代的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波斯釉陶，类型局限于绿松石釉陶，发现的地点大多位于南方港口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迄今已在合浦、桂林、容县、福州、扬州、宁波和广州等地发现过这种釉陶。另外，日本、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遗址中也发现过同类釉陶。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根据彩的偏向称呼波斯釉陶的釉为“孔雀蓝”或“孔雀绿”，亦有称呼其为“青”“青蓝”“青绿釉”“碧绿釉”等。这些表述在形容这种釉时都不全面或者有差，例如使用“青釉”会造成与青瓷的混淆，而使用“孔雀蓝”或“孔雀绿”会把本质相同只是显略有差异的釉划分成两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将这种釉统一定名为“翠蓝釉”。国外学者在描述这种釉时使用“turquoise blue”或“greenish blue”，前者使用得更为广泛，直译为“绿松石”。这种釉受铜离子的含量、铅碱比和釉的厚度等因素的影响，会产生蓝与绿之间的颜；而绿松石也会因元素含量的差异，造成呈在蓝与绿间摆动，所以
波斯釉陶：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
文 图/程酩茜
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出土釉陶壶
用绿松石来形容这种釉非常直观。
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波斯釉陶发现于广西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陶壶最大腹径19.2厘米，高34.4厘米，肩部饰一周宽带纹，器表、内口沿以及器底均施绿松石釉。
这种以带棱口沿、长颈、单耳、鼓腹和圈足为特征的器物在帕提亚时期的波斯遗址中时常见到。这些单耳壶大多装饰简单，颈部饰以弦纹或不做装饰；
颈部下端装饰一周宽带纹或弦纹，有的全身不做装饰。
这件合浦陶壶的出土将波斯釉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汉书•地理志》记载有从徐闻和合浦港出发，经过北部湾、孟加拉湾沿岸，行至印度，再从斯里兰卡返回的海上路线，这条航线一直延续到东晋南朝时都大体未变。此前合浦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玛瑙、石榴石、香料等西方产物，寮尾墓地中也发现了大量钠钙玻璃珠、铜钹、玛瑙制品等舶来品。
根据合浦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海运传统，寮尾釉陶可能是通过海路进入的，但汉代与西边的条枝、安息等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陆路，东汉晚期波斯釉陶进入中国的线路还值得进一步商讨。
《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海路以斯里兰卡为终点，尚未到达波斯湾，但也可能存在更远的航线未被记录。根据
Silk Road
丝路考古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罗马）想与汉交通，而安息为了保证本国与汉的贸易来往，阻碍了大秦与汉的交往。延熹九年（159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从日南登陆来到中国，并献上象牙、犀角、玳瑁等。日南位于今越南东部沿海，可见大秦使者此行应是从海路来到中国。
湄公河三角洲南端越南沃澳地区（Oc Eo，古扶南国，地处越南最南端）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罗马帝国安
东尼（Antonin，138~161年在位）、马克•
奥略留斯（Marc-Aurèle，161~180年在位）两位皇帝的钱币，以及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玻璃、罗马印章和钱币等，这些遗物也证明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人曾经到达该地。大秦地处安息西边，尚可从海路到达中国，那么安息人应该也有能力通过海路来到中国，毕竟陆路的运载量有限，通过船运能够运载更多的商品。另外，陶器易碎、体积大、重量大等特点也使得它不便于陆运。以往在合浦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说明西亚地区可能早在东汉就已经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由此看来，合浦东汉墓葬中出土的波斯釉陶有可能是通过海路来到
合浦的。
塞琉西亚遗址出土单耳壶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线路
合浦寮尾墓地出土西亚玻璃器和串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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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福州北郊五代时期刘华墓的前室出土了3件波斯绿松石釉陶瓶。釉陶瓶通体施釉，釉层晶莹，瓶内呈青灰，陶胎呈橙红，质地疏松。3件器形基本一致，均为敛口，广腹，小底。体量巨大，高度分别为74.5厘米、77.5厘米和78.2厘米，腹径40~42厘米。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外腹壁贴塑33组拱状的纹饰，下腹部饰有一圈粗绳状贴塑纹。另一件颈肩附四耳，腹壁饰有四圈粗绳状的贴塑纹。外部均施以绿松石釉，釉面不平整，泽也不均匀。
类似刘华墓这三件陶瓶，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与公元9~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保存了一件出土于泰西丰（Ctesiphon）的小口广腹瓶，器身饰以拱形和圆形贴塑，年代定为9世纪。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公元6世纪左右萨珊王朝时期的此类陶瓶，装饰方法也以贴塑为主。这类器形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已经出现，在伊斯兰时期仍然生产。其特点是小口、广腹、小底，最大径位于上腹部，附有装饰性的系或孔不通的盲系，贴塑绳纹、拱形纹、圆纹、圆圈纹等，装饰大都位于瓶身上半部分。
刘华是南汉国南平王刘隐的次女，卒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因此这3件陶瓶的年代不晚于后唐。和3件陶瓶相伴而出的还有覆莲座，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陶瓶是作为长明灯置于墓中的。这3件釉陶壶可能是
刘华嫁与王延钧时从南汉带过去的嫁妆，也有可能是在福州本地获得。釉陶瓶能够成为墓主人的随葬品，甚至代替中国本土的陶瓷作为长明灯使用，说明墓主人非常珍爱这3件釉陶器，也表明波斯釉陶的珍贵。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种器物是波斯人用来装油、葡萄酒或水的容器，中国的研究者也多持有相同观点。陶瓶内也施釉，应当是有防止胎体渗水的考虑。但该器形
刘华墓出土釉陶瓶
泰西丰出土陶瓶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瓶
Silk Road丝路考古
上腹大，底却很小，尤其是刘华墓中的这3件，器形比较瘦长，稳定性不好。如何能够在海上运输时保持稳定，以及该器形明确的用途，还有进一步商讨的空间。一幅绘制于12世纪的细密画也许能给予我们提示。
这幅细密画由苏丹•穆罕默德绘制，在教室的角落放置了一口用于储水的红大缸，以盘封口，盘上还放置一只舀水的水壶。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水缸也是上腹部较大，底部较小，为了保地区的塔尔遗址也曾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釉壶，高35.56厘米，双耳细颈无花纹。三上次男认为这是一件制作于公元10世纪左右的陶器。 日本《波斯美术》一书也介绍了一件相似的双耳壶，造型和装饰都与扬州这件一致，书中的断代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在塞琉西亚遗址出土的此类双耳壶，年代为帕提亚时期。这种造型的双耳壶在西亚地区可能早就存在，直至伊斯兰统治时期还在生产。
在扬州市三元路基建工程工地、汶河路文园饭店工地、扬州文化宫遗址和扬州唐宋东门遗址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大量波斯釉陶片。其中既有零散发现，又有集中出土，多数出土于唐代灰坑，器形多是壶、罐类日常用器，还有玩具等。
扬州汽车网这些釉陶片的纹饰有凹凸弦纹、瓦垄纹、波浪纹、枣核纹、菱形纹、叶脉纹、联珠纹、梅花纹等等，有的陶片可见盲系。盲系和以上这些纹饰在西亚地区的遗址中经常见到，刘华墓中出土的波斯釉陶就有盲系。
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口，是古代中国重要的经济重镇和交通运输枢纽。唐代时，扬州正处于长江河口段时期，有合适的港口，又处于南北大运河中段淮南运河入江的河口位置，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路线，各国商人云集。在一些唐人笔记和地方志中还记载有 “波斯庄”、“波斯邸”和“波斯店”。所以大量波斯陶片在扬州城中心和城南、城东集中被发现的现象，说明这些陶器很可能是来华波斯人的自用器，因破损而被丢弃的。
广西桂林和容县的考古发掘中，也在唐代地层和灰坑里发现过波斯陶壶片。容县县政府工地出土的碎陶片可以拼接成双耳壶，造型与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的双耳壶造型相仿，复原高度可达50厘米以上。 陶片内外壁及底面
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绿松石釉陶壶
塞琉西亚遗址出土双耳陶壶
持稳固，水缸卡在支架上。海上运输时船只颠簸，刘华墓出土的这种小底瓶比较容易倾倒，可能也是有支架支撑的。
扬州是目前发现波斯釉陶碎片最多的地方。1965年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釉陶壶，通高38厘米，长颈，宽肩，颈部和肩部连结着宽扁的双耳，鼓腹且腹部以下渐渐收敛，饼足。陶壶通体内、外壁均施以绿松石釉，器底有流泪釉现象，口沿还残留有支钉痕。菲律宾吕宋岛八打雁
苏丹·穆罕默德绘制的《读书图》
纹饰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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