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作为一个学生，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我会感到很高兴，然后我会更加努力，如果老师批评我，我会感到很沮丧，然后会发奋图强，当然我也可能因受表扬而骄傲退步，也可能因受批评而消沉下去，从此一蹶不振。而且，老师的这种当众评判，也会对我以外的其他学生产生影响。
  在这里，老师对学生的表扬或者批评就是一种激励，而受到激励以后的心情，以及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采取的行动，无论是高兴还是沮丧，无论是努力还是消沉，以及其他同学对此的心态和由此生发的所作所为，就是人们对激励的反应。
  激励包括好的激励和坏的激励。表扬是好的激励，批评是坏的激励。一种激励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发挥效果，也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人们对“激励”所做出的反应会证明一切。因此，很显然激励是一种刺激因素。
  这种刺激因素可以是一种管理行为，如你的老师对你的表扬或批评，公司老板对员工的安排与监督，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明令和暗示等等。因为所谓管理，就是借用他人之手来实现自
己的管理目标，所以管理者总要将他们的影响施加于人，被管理者除了接受管理者的意志以外，他们也一定会受管理者激励而产生某种自主的行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什么叫激励？就是他（被管理者）的目标跟你（管理者）的目标能否一致。你外在的目标能不能转化为他的目标。”
  这种刺激因素也可以是一种政策制度，实际上它即是一种规范化的管理行为，一般它是由管理者制订，也可能是由社会广泛认可的、或者是长期传统的习惯形成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总要受到当时当地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约束，它们也会对人产生激励。周其仁说：“这种经济体制和那种经济体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看能把人激励到什么程度，……激励实际上是一套机制使得这两种目标能够一体化，或者最大程度地靠近。”
  人们之所以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是由于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利己而又理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做任何事情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自由的、讲究效率的现代人，更是主动地与社会与他人进行互动博弈，在竞争中合作共赢，趋利避害，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尽管人对激励的反应有时是消极的，可能与激励的初衷相违背，但承认人对激励的反应，既是对人性的尊重，也是提高管理效率的不二法门。
按照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关键因素，在早期是（简单）劳动，后来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再后来是（物质）资本，而现在，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一个人的知识、能力、 进取心、责任心、积极性、创造精神、冒险精神等等因素，而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
“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还是周其仁说的，他认为，这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汽车安全带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天然属于个人，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种地，只字不识的农民要是不乐意干，你天大的神仙也拿他没辙；……有一绝技在手者，只须一句‘你干一个我瞧瞧’，任你再厉害的主，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在现代管理中，要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既不能强迫，也不能搞欺骗，只能依靠实行激励。
既然“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实行正确有效的激励就非常重要了。
无论是经济体制这样根本性制度的选择，还是我们在每一项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贯彻中，都要根据这个原理来进行激励的设计，否则，激励也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管理目标。我们不能把管理的失败归罪于“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指责他们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抵抗。
我们所需要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不当的激励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讲了一个“汽车安全带”的例子。我们知道，早期的汽车上是没有安全带的。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的汽车厂家在新生产的汽车上必须配备安全带。由于这个法律的规定，所有的汽车都配备了安全带，更多的司机也系上了安全带，于是，发生重大车祸时司机存活的概率提高了。这就是这条安全带法律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安全带法律产生了对司机的另外一种激励：既然戴了安全带可以使自己更安全，司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缓慢而谨慎地驾车了，他们把车开得更快更放肆，结果，车祸的次数反而增加了，而且，虽然司机们的死亡率没有增加，路上的行人却被他们撞死得更多了。所以，总的来说，安全带带来的是不安全。
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也讲了一个“对奢侈品征税”的例子。现代社会贫富差距很大，有钱的富人很有钱，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喜欢购买各种消费的奢侈品，如高级轿车、珠宝首饰、甚至私人飞机、豪华游艇等等。对此，美国国会在1990年决定对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征收10%的“奢侈品税”。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政策，既抑制
了富人的奢侈，又使国家的财政增加收入，若将它转变为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似乎还对穷人有好处。
但是，未曾想到的是，“奢侈品税”对富人产生了减少奢侈品购买行为的激励。因为相对于缺乏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来说，奢侈品一般是具有较大需求价格弹性的，“对奢侈品征税”相当于提高了奢侈品的价格，富人们为此减少了消费，或者为了逃避缴税而转移到邻国购买。结果，国家并不能征到多少税收，原以为每年可以征得3亿美元，实际只征得1/10，而这3千万美元的收入甚至还不够征税的费用，政府为此还倒赔了钱。而且，“奢侈品税”既然减少了销售，也就减少了生产，奢侈品行业受到重创，那些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工人都失了业，结果对穷人反而不利。于是，短短两年以后，政府便只好匆匆宣布撤消了这个税项。
在我们国家，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深刻教训。过去，我们曾误以为每个人都有“大公无私”的品德和“各尽所能”的干劲，于是我们为整个国家设计的是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无论对劳动者还是对经营管理者都缺乏有效的激励，而人们对这种激励做出的反应必然就是消极怠工，积极性不高，以致所有的经济组织（包括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国营企业）经营无效率，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
而在改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一定的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它们唤起了广大农民对生活的憧憬和对劳动的热情。在承包制下，农民“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于是他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们说，“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些个人”，可产量截然不同了。这就是一个较好的激励机制的结果。
当然，承包制作为一种激励制度，本身也还有各种不足。一是承包上交的数额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难合理地确定，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而过多过少都不利于双方利益的保障，二是承包的期限总是有限，这会对承包者造成短期行为的激励，如果时间太短，他们会将资源做短期的过度利用而不愿做长远的打算，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现代激励理论正在研究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在中国的改革现实中，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彻底的产权制度来做根本性的激励，所以现在各行各业的国营企业已经或正在进行改制，更有大量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激励起来，飞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震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