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大学生
李城
[提要]红影视剧是当前国家主流影视剧生产与传播中的热点现象，并在当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化发展领域中占据特殊地位。本文通过对全国12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N = 779)，探讨大学生对红影视剧的接受是否能够促进他们的国家认同及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整体偏高，但仍存在国家认同认知模糊现象；大学生红影视接受中“红影视接触”和“红影视信任”是 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影视素养”对大学生的国家自豪感和行为意向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大学 生红影视接受能够促进他们的国家认同，大学生对红影视接受的频次越高、数量越多、信任感越强，其国家 认同水平越高。
[关键词]红影视剧；媒介使用；大学生国家认同；涵化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4—017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影视传播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U8C K S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城，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影视传播，媒介文化四川成都610046
_、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国家认同是一个涉及历史文化、身份认同和 国族共同体建设~的多元意义系统。尤其在国家 发展进入后疫情新阶段之后，国家认同再次被凸 显于历史舞台，成为后疫情时察公民社会心 理、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制度认可程度的风向标。而随着全球交往的深入发展，影视传媒已成为现 代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作为一种具有广 泛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影视剧对传播民族共 同体意识和国家主流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影 视剧在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视听传播优势让青年观 众充分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既可能产生“劝服”的社会效果，也可能因媒介环境的变化给青年观 众带来新的认同危机。这是由于，一方面影视剧 本身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特征。鲍德里亚曾指出，电视本身可以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最 佳装置[2](RW，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文化媒介 不断地进行复制和再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影视形态的多样化和算法推荐 背景下信息内容的“订制化”、碎片化，势必会导致 青年体价值观的分裂或进一步固化，以及不可 避免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解构主义的悄然滋长，进而产生认同危机。大学生国家认同，既受 制于既有的现实社会境况，也与影像环境的互动 建构密不可分。
近年来，红影视剧作为重要的红文化教 育资源和引起广泛讨论的文化现象，正在强烈冲 击着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红影视剧主要是指反 映中国革命历史，讴歌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和人 民，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视作品。它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曲折诞生、反抗外来 侵略到不断强大的历史故事，塑造着中国公民对 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强 力表达。相较于其他媒体，红影视剧以其直观 性、情感性和历史性呈现隐喻性的革命世界，引导 观众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如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伟大的转 折》《亮剑》《血战湘西》，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 业》《集结号》《古田军号》等作品以其鲜明的革命 英雄主义和红精神引发关注和热烈讨论，也影 响着青年观众的国家认同感。当前我国红影视 剧的生产与传播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 象。大学生所处的青年时期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 键阶段，它可能影响青年未来的国家认知、国家情
178《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感、国家担当乃至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后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对红影视剧的接受与国家认 同的关系应该得到重视。目前，关于红影视剧 与大学生国家认同两大话题的分别研究非常多，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并不 多。本文将从“涵化理论”和文化建构主义的视角 出发探讨：当前形势下我国大学生对红影视剧 的接受及其国家认同现状如何？大学生对红影 视剧的接受是否能够加强与巩固他们的国家认 同？二者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20世纪60年代格伯纳提出了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认为青少年观看电视的行为及电视中传 播的坏消息能够对他们产生“涵化”效果，并且媒体 传达给受众的有关现实社会的印象具有持续稳定性，进而在受众头脑中形成主流观念。涵化 理论还阐释了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媒介使 用的频率、数量越多，对他们态度、价值观及行为 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后，学者们更多从媒介 影响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建构主义视角展开讨论。社会学家波谱诺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影视已成为 影响青少年社会化的第四个重要因素。也 有学者认为，媒介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媒 介传播的内容[5](P'365_366)。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 相对于其他年龄体更容易受媒介所传递信息的 内容和形式影响[6]。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 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受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反涵 化”的情形更可能出现。如选择性接触理论（selective exposure)倾向 于认为 受众更 可能选 择或接 受与自己价值观念一致的信息，而拒斥与自己价 值观不一样的内容，甚至将接触到的信息都解读 为和自己观念一致的信息m。霍尔对电视话语的 编码和解码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大众传媒虽然奠 定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霸权，而观众却 可以采取对抗式的解码方式来抵御统治阶级的大 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那么，红影视剧接受与 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关系到底是涵化还是反涵化的 效果？本文分别从红影视剧、国家认同以及二 者关系的相关阐释进行文献梳理。
近年来，学界对红影视剧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探讨红 影视对
红文化的传承和对红文化产业的推动 力；二是从影视艺术的角度，探讨红影视的美学 特征和社会影响；三是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探讨红影视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如刘琨从红 文化产业的角度分析和审视了当前存在的红 文化热现象，探讨了以红影视与红旅游推动 红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能路径®。戴锦华从影视 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红影视的亚类型——革命历 史题材间谍片的审美呈现及其后冷战社会意识形 态特征[8]。柳礼泉等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探讨 了红影视剧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认为红影 视剧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提出利 用红影视剧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9]。
国家认同已成为当代青年认同问题的焦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认同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 建构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1°](R21>。弗洛 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1](1>+™。学者们从社会心理出发探讨国家认
同的本质，指出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一 个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12]。一 些学者认为可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国家认同 看做是部分政治、部分文化和心理的现象®。在考 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时，除了探讨人口学变量、教育等因素外，也有学者指出政治信任、传统文 化、社会支撑系统、政治合法性、西方文化渗透等 都是影响我国国家认同的因素[13]。有学者分析了 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民族主义的 推波助澜，二是“现代性”中所蕴含的西方化或全 球化对世界各地本土历
史文化传统之威胁[14]。针 对我国的现实国情，学者们提出构建国家认同应 该强调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重视指向 未来的公共价值建构[151。
目前学界关于影视传媒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更 多地呈现为理论逻辑，而较少实证研究。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阐述了传媒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 构建作用，认为大众媒介为民族意识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使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 能。霍布斯鲍姆认为大众传媒在国家认
同确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再精致的政治宣 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 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17](R138)。詹 明信进一步分析了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建构关 系[18](1>'53)。针对电影和电视不同的媒介属性，学 者们认为电影作为一个国家历史或民族文化的重 要表征，传播具有民族共同体彩和国家意识的
新闻与传播179
审美认知，建构了一种基于国家认同之上的归根 想象的共同体119:。罗伯特•艾伦认为电视已成为 一种界面交融点，可以围绕家庭与个人生活中的 形象和叙事以建构“国家”[2°](P3W。关于红影 视剧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者认为红影视剧 建构的集体记忆，能激发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家 国情怀，有效询唤着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精 神归属[21]。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持悲观态度，认 为影视剧虽具有视听丰富的优势，但“当信息的生 动性成分干扰了对说服性信息的整体理解时，生 动性可能会削弱说服的
效果”[22](P19〇)。并且红 经典影视改编中存在的错位和尴尬，以及日常化、平庸化和戏说化时风，会削弱其所具有的现代民 族史诗性特征[23]。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红影视接受对大学 生国家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大众是哪个国家的影视媒介属于大众传媒的一种，因而影视接 受属于媒介使用的范畴。媒介使用与接受的前提 是受众在使用媒介过程中“接触”到相关信息，并 且研究者通常将媒介使用分为媒介接触、媒介信 任和媒介素养三部分[24]。因此，红影视接受自 变量包括了红影视接触、红影视信任、影视素 养三个维度。红影视接触即红影视接触频率、接触数量等指标。大学生红影视接触的时 间越长、数量越多，其国家认同的水平可能就越 高。国内学者卜卫的研究指出青少年通过对媒介 内容的接触、模仿形成长期的行为认同[25](R2W。学者黄会林等通过实证分析了影视作品接触对未 成年人的民族认同具有影响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红影视接触对大学 生国家认同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
影视信任是指受众对影视剧传递信息的真实 性、可靠性的主观评价，与媒介信任的测量指标一 致，一般由影视媒介传递信息的公平、正确、完整、无偏见、可被信任等指标构成。人们对影视剧的 广泛喜爱和影视剧作为现代人重要的信息获取渠 道已经引起研究者对影视信任的关注，包括虚构 类影视和非虚构类影视。对于非虚构类影视作品 如历史题材影视剧受众对其真实性的要求非常 高，是否忠实于客观历史往往是衡量该类作品质 量与市场口碑的重要指标[27]。红影视信任主要 指受众相信红影视剧传
递的革命历史信息如重 大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领袖人物等信息是客观、公 正并符合实际的。吉登斯从现代性视角出发，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 有的信心”[28](&3(11>。大学生对红影视剧的信任 度越高，其国家认同度可能就越高。国内研究者 指出红叙事作品一方面承担着打造社会中心价 值体系的职能；另一方面也积淀为当代中国人的 公共历史记忆，凝聚着民众特有的国家历史情
^t[29](P.l)
亡口〇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红影视信任对大学 生国家认同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
影视素养是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般包括影视信息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影视技能等。戴维•莫利指出，“如果没有考虑 到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族国家 认同的建构和出现”[3°](P3I5)。联合国家教科文组 织提出媒体与信息素养（MIL)对于公民参与公共 生活和民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并明确指出媒体 与信息素养包括电影素养®。大学生对影视媒介 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可能加深他们对于影视信息 的理解、接受方式的把握及至心理认同的实现。因而影视素养越高的大学生，其国家认同度可能 越高。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影视素养对大学生国 家认同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我国大学生 对红影视剧的接受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次问卷调查的抽样 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这个过程中又采取分层 抽样法、定额抽样法和随机抽样法。在全国部分 地区（广州、上海、北京、南昌、大连、西安、成都）高 校中根据高校分类、地区和专业抽取12所高校的 1000名大学生填写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有779份有效问卷，并随机选取20名大学生做了深 度访谈。
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亦为大学生国 家认同的不同维度。国家认同量表借鉴了 Leszc-zensky和Santiago于2015年开发的青少年国家认 同量表，在ISSP(2003)测量公民国家认同感的项 目以及国内研究者测量大学生国家认同项目的基 础上，对所借鉴的量表作一定的调整。由于行为 维度是测量国家认同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据此将 其概括为国家认同认知、自豪感和行为意向三个 维度。“国家认同行为”维度倾向于考察主体行动
180《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意向，从而使本研究所使用的国家认同量表包含 了从认知、情感态度到行为的测量。从国家认同 认知
、国家自豪感和国家认同行为三个方面量化 国家认同，被试需要对共8个题项进行打分。问卷采用七级量表，1=很不赞同，7=很赞同。对这 8个题项的信度分析得到的克隆巴赫系数(Cnmbach’s a)为0.912，说明具有很高的信度。效度上，这8道题基本上涵盖了大学生国家认同 认知、情感和行为各方面的情况，依据研究目的，对这8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加总，取值范围从1到7，KMO为0.897，说明效度也很好（见表1)。
研究的自变量为“红影视接受”。本研究探 索自变量包括了 “红影视接受”这一构念，采用 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旋转法提取因子。红影 视接受的测量指标包括：红影视接触、红影视 信任和影视素养。具体地，红影视接触采用以 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近3个月）“观看红影视 剧的数量”、“观看政治题材影视剧的数量”和“截 至目前观看红影视剧的数量”，采用五级量表，1表示很少，5表示很多（M = 2.91，SD = 0•868)；红 影视信任使用了（相信红影视传递的）“历史 文化信息”、“价值观”、“党领导新中国的历史”、“红革命文化”、“是客观公平的”和“是正确的”共6个题项测量，被试使用七级量表打分，1 =很 不赞同，7 =很赞同（M = 4.65，SD = 1.058)；影视 素养的测量包括信息理解和反思批判两个方面的 共4个题项：（我）“能够识别影视剧中的隐性广告”、“会反思影视剧”、“会质疑影视剧中的某些 内容或细节”、“会写影评”，使用七级量表，1 =很 不符合，7=很符合（1^=4.35,50 = 1.〇79)。对自 变量红影视接受所有题目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 因子分析，共析出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红影 视接触因子”、“红影视信任因子”和“影视素养 因子”。自变量“红影视接受”的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为0.831，说明它们具有较高的内 在一致性，信度水平较高；且KM0为0.863，说明 效度较高。
控制变量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性 别、年龄、政治面貌、专业、年级、父母亲政治面貌、父母亲教育程度、家庭年收人。研究将性别（0 = 男，1 =女）、政治面貌(〇=众，1 =共青团员，2 = 中共党员，3=其他民主党派）、专业(〇=文史，1 = 社科,2 =理工,3 =农林，4 =艺术，5 =医学,6 =经 管）、年级(〇=大一,1 =大二，2 =大三,3 =大四，4 =大五）、民族(〇=汉族，1 =少数民族）、父母亲政 治面貌(〇 =中共党员，1 =众，2 =其他民主党 派）、父母亲最高教育程度(〇=小学及以下，1 =初 中，2 =高中/中专，3 =大专，4=本科,5 =研究生 及以上）和家庭年收入(〇=小于5万元，1 =5 -12 万元，2 = 12-30万元,3 =30 -60万元,4 =60万 元以上）虚拟变量化。其中年龄、年级、父母教育 程度、家庭年收入为连续变量。变量的描述统计 见表1。
表1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3
变量名样本数均值标准差项数Alpha值K M0变量说明性别7790.560.497男=0，女=1年龄7790.310.464取值0-2政治面貌7790.940.288取值0-3专业779 2.61 1.936取值0-6年级7790.750.822取值0-4父亲政治面貌7790.770.444取值0-2母亲政治面貌7790.890.333取值0-2父亲教育程度779 1.95 1.368取值0-5母亲教育程度779 1.71 1.332取值0-5家庭年收人779 1.06 1.015取值0-4红影视接受779 4. 160.741130.8310.863取值1 -7红影视接触779 2.910.86830.6810.667取值1 -5红影视信任779 4.65 1.05860.9090.885取值1 -7影视素养779 4.35 1.07940.7550.763取值1 -7
新闻与传播181
变量名样本数均值标准差项数Alpha值K M O变量说明国家认同779 6.270.77880.9120.897取值1 -7
国家认同认知779 5.74 1.03420.7790.500取值1 -7
国家自豪感779 6.510.83930.9180.755取值1 -7
国家认同行为779 6.360.90130.8830.723取值1 -7
(二）分析策略
本研究将用实证的方法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分析大学生红影视接受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机制。对大学生红影视接受三维度对国家认同 不同维度的影响作用，采用SPSS25. 0的线性回归 命令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专业、年级、父母政 治面貌、父母教育程度等可能对国家认同产生影 响的背景变量，其中，性别、年龄、年级、父母亲教 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为二分类变量或有序多分类 变量，其余变量包括政治面貌、专业、父母亲政治 面貌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在统计时已经将这些变 量处理为虚拟变量。检验大学生“红影视接受”的三个维度（红影视接触、红影视信任和媒介 素养）对国家认同各维度的影响和作用。
四、分析结果
(一）样本特征描述
进人统计分析的总样本数为779人，其中男 性占比44. 2%，女性占比55. 8% ；年级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其中大一占比46. 2%，大 二占比35.4%，大三占比15.5%，大四和大五学生 共占比2.8%；家庭所在区域分为城市市区、郊县 与城镇、农村，分别占48. 1%、25. 9%，25. 9%；政 治面貌中众、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其他民主党 派分别占比6.8%、92. 2%、0. 8%、0•3%；专业中 文史、社科、理工、农林、艺术、医学、经管分别占比 18.6%、12.3%、24. 5%、10_3%、12.7%、11.7%、9.9%；父亲政治面貌中，中共党员、众、其他民 主党派分别占比24. 3%、74. 8%、0.9% ；母亲政治 面貌中，中共党员、众、其他民主党派分别占比 11.7%、87.7%、0.6%；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小 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 以上分别占比12.7%、32%、25. 3%、11%、15.5%、3.5%；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 别占比 18.7%、32. 2%、25. 3%、9.5%、11.8%、2.4%；年龄中15 -19岁、20 -24岁、25岁以上的 分别占比69. 4%、30_ 4%、0.2%；家庭年收人小于5万元、5 - 12万元、12 -30万元、30 -60万元、60
万元以上的分别占比34. 4%、35. 8%、22. 1%、
4.5%、3.2%。
(二） 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
根据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测量的8道
题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后疫情背景下我国
大学生国家认同表现出非常高的态势，国家认同
赋值为最小值1.〇〇〇，最大值为7.000，由描述统计
结果可知，国家认同均值6.27，标准差0.778。从
国家认同的不同层面将这8道题目划分为三个指
标，分别为国家认同认知、国家自豪感、国家认同
行为。国家认同认知维度包括两道题目，“历史文
化认同”和“公民权责”认知；国家自豪感包括三道
题目，（我）“很高兴自己是一名中国人”、“经常为
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如果有来世，我还
愿意做一名中国人”；国家认同行为意向维度包括
三道题目，“以国家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奋斗”和“为国争光、奉
献社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这三个指标，
其平均得分由低到高依次为：国家认同认知（M =
5.74、SD= 1.034)、国家认同行为（M =
6. 36、SD=
〇.901)、国家自豪感（M=6. 51、SD =0. 839)(见表 1)。这三个维度的得分均值都在组中值(4)以上，
反映出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国家认同水平整
体偏高的态势。这与我国对新冠疫情突发公共危
机事件的及时控制和有效治理带来的社会信心和
信任度提升有很大关系，大学生身处其中必然促
使其国家认同水平增强。比较这三个维度还可以
发现，国家认同行为与国家自豪感高于国家认同
的均值，国家认同认知低于国家认同均值，且国家
认同认知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我国大学生国家认
同认知水平要低于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认同行
为意向，且样本差异比较大。
(三）红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大学生“红影视接受”中红影视
接触、红影视信任和影视素养与大学生国家认
同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对大学生红影视接受三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