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学生需要强国时代的智慧、理性、胸怀、审美情趣与语言生活。关注、研究并把握汉语的近现代发展特别是当代发展，体察当代学生的实际语言生活，在汉语母语教育中建立起语言服务意识，是当务之急。当代汉语母语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应努力构建一种体现汉语发展、服务学生成长、面向民族复兴的新格局，从而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学生建设一种理性、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标签：汉语发展;汉语母语教育;当代学生;语言生活
一、当代学生究竟要学习什么样的汉语母语
有关汉语史的研究表明，与世界其他语言一样，汉语一直处在演化、发展过程中;而且这种发展在近现代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几乎完全同步[1]，呈急速演进趋势。可以说，在可考的汉语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最近100多年是其发展的一个突变期，一个高峰期，一个让每一个汉语学习者和使用者为之阵痛又逐渐由古典语言向现当代语言自觉转型的特殊时期。到目前为止，这个转型期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最前面的八十余年，亦
即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1892年卢戆章创制汉字外的汉语书写方案、1917年胡适发文明确指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931年瞿秋白进一步倡导“文腔革命”、1934年陈望道等发动“大众语运动”、1941年拉丁化新文字成为陕甘宁边区法定文字到1946年《人民日报》创刊，终于迎来了“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语），汉语转型基本完成其“创生期”，现代汉语的基本形态完全确立[2];那么后面的五十余年，即1950年代“普通话”推广全国、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课堂，1980-1990年代以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广播电视传播迅速走向千家万户引发普通百姓语言生活的全面改观，历史则开始迈入汉语转型的“自觉期”，现代汉语走向自信和成熟，一些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日常生活、伙伴聚时都自觉使用普通话为其重要标志[3]。2004年后，以汉语海外传播为宗旨的孔子学院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创建起来，在华留学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4]，汉语学习不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历史让古老的汉语走上了一个崭新舞台，汉语转型进入一个全新的“展望期”，现代汉语与世界其他语言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汉语发展这一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试图构建全球汉语教学、学习与交流网络;从此，汉语教育的内涵除传统意义上的汉语母语教育外，还有一个重要意旨，即汉语海外教育或汉语国际传播。而就汉语母语教育来说，它通常是指中小学语文教育，但也包括母语高等教育。实施母语高等教育的课程最初统一称为“大一国文”（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朱自清等人在清华还尝试过“高级作文”、“散文写作”），后来统一改为“大学语文”，最近十多年从名称来说翻新较快，有的叫“大学人文基础”，有的叫“中国文学与文化”，有的就叫“应用写作”，但其实都是汉语母语教育在大学阶段的新探索、新拓展。清华大学2018年秋季起为全校新生开设的《沟通与写作》必修课，无疑也是母语高等教育的一种开拓和努力。
汉语教育是汉语发展的孪生兄弟。汉语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汉语教育。汉语现代化运动史上的两大重要史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国语罗马字母只是一个摆设，至多在一些语言学界的文人中间有点影响。作为“国家方案”，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母之所以没有产生瞿秋白拉丁化新文字那样大的影响力，就因为它不曾一天进入课堂[5]，走向广大的学习者。第二，白话文运动是汉语规划史上极成功的一场汉语改造运动。1917年胡适高举白话文大旗，风起云涌、势如破竹，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全国大中小学汉语教育的支持。据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一书记载，早在1916年教育界就有人“吁请”教育部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并于当年成立了研究国语“以备教育界之采用”的“国语研究会”。仅仅4年之后的1920年，还是北洋政府的中国教育部就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分批废止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6]。另据张惠芬
、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介绍，1923年开启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小学课程设国语、算术、公民、卫生等12科目;初中设国语、外国语等言文科，图画、手工和音乐等艺术科，共6科;普通高中设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等公共必修科目;六年制师范学校设国语、外国语等语文科[7]。可见，以学习白话文、语体文为核心目标的国语课涵盖大中小学各个学段。
大众是哪个国家的然而，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特别是最新流行的一些汉语母语教育专业著作里，人们对于汉语教育与汉语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足够的探讨。要么视而不见、作壁上观;要么不屑一顾，不予理会。目前，市面上似乎很少看到一部汉语教育专业教科书，辟出章节专题讨论现当代汉语发展及其教学对策，更很少看到有哪套新近汉语母语教材对其语言分布格局做全景式描述和介绍，阐述其在反映当代汉语发展面貌上的认真和努力。
在世界母语教材建设中，汉语教材也许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例。因为应该没有哪个国家的当代母语呈现出今日汉语这样复杂的构成元素。既有文言与白话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的融通，又有普通话与差异绝不比语言小的各地方言之间的相互融合，当然还可能有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地异族人使用汉语所展示出的种种特殊形态。当代学生究竟要学习什么样的
汉语母语？普通话是否可以圈定为汉语学习的全部？即使是普通话本身是否完全不能容纳方言等其他汉语形态？一百多年来，虽然这方面的讨论一直不曾中断过，但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结论，以致于汉语教育圈内外人士对此都有迷茫。2018年6月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有关“外婆”与“姥姥”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8]。从汉语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外婆”一词既是作者李天芳在《打碗碗花》的原文，也是上海地方文化用语，更有比“姥姥”更为悠久的历史，是早在汉代就出现在书籍中的通用汉语用词，这些都是“外婆”称呼正当的原因。“姥姥”一词的介入并最终退出表明，一方面女子的家庭地位在近二十年的中國得到再次上升，在人们的文化观念里，“妈妈的妈妈”的称呼岂可与“外人”、“外戚”的“外”字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许汉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一个比“姥姥”更能让社会大众接受的“词”，一些方言里的“家婆”、“亲婆”影响也实在小了一些，所以“外婆”一词还是回来了。“外婆”回归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即使是《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标有<方>的所谓方言词也会演化为现代汉语通用词，一定程度上北京话也可能还是北京话。这些年来，社会上所关注的鲁迅文章退出语文教材更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汉语教育现象。从汉语教育的角度来考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部经典作品不可能永远是语文教材中的“定篇”。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要求。从汉语发展、汉语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定篇”不再是“定篇”，有其必然性。因为时代主题发生
了深刻的变革。如果说，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几乎每一件事、每一种努力都跟“启蒙救亡”发生着关联，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每一项事业则都跟国家的“复兴强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毋庸讳言，“救亡时代”与“强国时代”所需要的话语方式、汉语能力、传播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学生，当然不可忘记救亡时代的苦难、艰辛和抗争精神，但是他们更需要强国时代的智慧、理性、胸怀、审美情趣与语言生活。这是汉语母语教育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把握汉语发展是汉语母语教育的重要课题
作为汉语母语教育，当今语文课程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一再失去学生;或者准确地说，目前的语文课堂相当程度上在让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失去汉语母语学习的兴致、动力和理想，而且年级越高形势越为严峻[9]。为什么学生有那么普遍的情绪厌弃我们的语文教育？这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无视当代汉语的发展现实，无视学生的当下语言生活，让“强国时代”的学生来学习带有浓重“救亡时代”彩的汉语母语可能是其最主要的症结所在。当代学生的阅读兴致究竟在哪些地方？其写作行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公众场合下的演说能力、辩论能力、主持能力会给学生的语文能力以怎样的整体提升？学生在语文方面的核心素养究竟如何评价才算真正符合当代学生的发展实际？……一句话，目前的语文课程究竟能给当代学生带来怎样的精神成长和学业发展？在许多人心中，这些可能还是一笔不太清楚的糊涂账。
今天看来，通过问卷等一般方法所获得的样本意义上的调查数据有可能难以采信。而基于“大数据”获得的数据信息客观、真实、全面，如果分析恰当的话，很有可能会给今天的汉语母语教育带来不少有益的引导和启示。
相对于救亡时代，当代中国已经走出近代“贫弱屈辱”的阴霾，社会各项事业成就斐然，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当前，一个国际国内各项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正努力成长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强国”。作为汉语母语教育的基本文本，语文教科书在为学生形塑这一国家形象中发挥着基础性功能，影响深刻而巨大。然而，大数据显示，现行初中语文教科书虽然相当有力地展示了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国民仁义等这些基本的国家形象，但对中国当代形象，特别是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描述却涉笔不多。对于辉煌灿烂的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介绍，语文教科书仍基本上沿袭的是救亡时代的话语系统、价值取向，“动乱困苦”仍是古代中国社会形象描写的主调，即使是经济、文化都十分繁荣的唐代，选文也差不多全都聚集在安史之乱时期，战争、破败、百姓流离失所等是其不变的主题[10]。显然，这样的汉语母语课程非但不利于学生形成完整而准确的国家形象、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而且他们汉语母语学习的兴致也因此大打折扣。有人甚至用大数据看到，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氓》、《孔雀东南飞》、《雷雨》、《边城》等诸多公认的爱情题材篇目都给人
一种凄凉、悲苦、伤痛的情感体验。果真如此的话，试想，这样的故事会给当代学生在他们的豆蔻年华对爱情以怎样负面的观感？
其实，语文教材首先是语言教材，其次才是文学教材等文体教材。与课文主题、题材、情感的这种单一、保守、消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汉语母语教材在语言选择上的狭窄、无序和滞后。大数据表明，很多具有现代理念的语词在今天的汉语母语教材里不曾得到充分反映。教材的对象语言里没有，教材的叙述语言里也没有怎么特别的强调。比如“民胞物与”，比如“公序良俗”，比如“契约精神”，比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這些语词不仅在语文教材里看不到，就连一般的语文教师也都感觉很陌生，没多少概念，也不太怎么关注。笔者曾经就此探访过一些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还有一些专注于语文教材语言研究的大学教授，他们有的竟然表示不明白“民胞物与”是什么意思，更不清楚“民胞物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等语词其实来自中国宋代学者张载、范仲淹等人的著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数据表明，语文教材中与“仇恨”、“焦躁”、“决斗”相关的语词异常丰富。因此，在学生那里，“水火不容、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愤世嫉俗、不共戴天、势不两立、新仇旧恨、嫉恶如仇、报仇雪恨、睚眦必报”等表“仇恨”的成语信手拈来;“杞人忧天、如坐针毡、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坐卧不安、面面相觑、谈虎变、张口结舌、抓耳挠腮、搓手顿脚、心急火燎”等表“焦躁”的语
词在学生的文章中枚不胜举;至于“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你死我活、林弹雨、智勇双全、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短兵相接、一剑封喉、斩尽杀绝、”等表“决斗”的语词在学生的话语中更是多如牛毛。如此众多与“仇恨”、与“焦躁”、与“决斗”联系在一起的语词聚集在学生的语言意识里，应该是救亡时代语文课程留下的印迹，这对于建设当代学生理性、健康的语言生活来说也是值得认真商榷的。
借助大数据，人们不难看到，近十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主要都在要求考生写作追寻梦想、读懂中国、创新致富、合作成功等积极、昂扬、充满正能量的时代主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大数据又显示，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主题却大多展现作者的忧思、悲愤、批判等负面情绪。比如，像《沁园春·长沙》、《飞向太空的航程》、《囚绿记》这样积极向上的课文很少;像《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别了，不列颠尼亚》等这些记叙客观、情绪平和的也不多;而像《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本是客观介绍和评述的新闻报道竟抒发起新闻记者对当年法西斯暴行的深恶痛绝来，读后让人不寒而栗。可见，在今天的语文课堂里，学生的写作与阅读、文字信息的输出和输入在主题、题材和情绪表现上严重不匹配、不对称。关于学生阅读与写作活动的安排，早在1940年代朱自清就有专门的探讨。作为著名语文教育家，朱自清曾在中学任教5年、在大学主授大一国文课程20余年。他曾特别强调说：“了解和欣赏是诵读的
大部分目的;诵读的另一部分目的是当做写作的榜样或标准。按我的意见，文言文的诵读，该只是为了解和欣赏而止，白话文的诵读，才是一半为了榜样或标准。”[11]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从主题选择到情感表现到语言表达方式与当代学生语文生活比较切近的课文才是他们学习写作的榜样或标准，而其他文章，特别是古文，主要的目标则是“文化训练”的事[12]。所以，朱自清当年就明确指出：“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13]阅读与书写与演讲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也应该有其不同，但不能不有所关联。将阅读能力、阅读趣味与学生的写作行为、演说行为完全并列起来甚至对立起来，阅读是阅读，写作是写作，演说是演说，并不能显示教学有多少科学性、专业性和进步性;相反，则很有可能因为没有榜样或标准的滋养、影响和引领，学生的说与写一直徘徊在平庸状态[14]。因为很显然，没有阅读的说与写，或者说，与阅读关系不大的说与写，不可能深刻起来、专业起来。所以，关注、研究并把握汉语的近现代发展特别是当代发展，体察当代学生的实际语言生活，在语文课堂中建立起语言服务意识，为学生的汉语母语学习准备更切实的榜样或标准是汉语母语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在汉语发展新平台上构建理想的当代学生语言生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汉语教育，当代汉语发展是汉语母语教育的崭新平台。在这个新平台上展开听、说、读、写、译是必须首先明确的学习前提[15]。汉语母语学习中的“译”指的是什么？不妨做这样一个界定：它不仅指涉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单向话语转换，而且囊括了汉语口语形式与书面形式、汉语普通话与各主要方言等“汉语形态”之间以及汉语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等“中国的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此外，还应包括外语到汉语普通话的单向转换。可以说，“译”这种话语转换方面的研习是当今汉语母语学习应该特别重视的课程内容。所以，今天，当笔者作为语文人再次追寻学生语文学习意义的时候，一种新的价值认识在胸中自然涌出：当代语文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应努力构建一种体现汉语发展、服务学生成长、面向民族复兴的新格局，从而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学生建设一种理性、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难理解，关于语文学习，可以做如下时代价值梳理：如果不考虑几千年士绅阶级的文字交流、文化传承与基本的社会管理需要，近100多年汉语母语学习的意义大约可描述为三个时期，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层次或境界。第一境界，语文工作必需。包括学生在内的最一般的广大民众能够掌握最基本的汉语通用语的说法和写法，满足其最基础的实际语文工作需要。第二境界，科学文化学习。各类学校的学生借助现代汉字和标准普通话的学习使自己在科学文
化知识的学习方面获得长足进步，从而也在人生价值、审美趣味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第三境界，语言生活建设。学生在汉语母语各主要形态熏染的基础上，能在听、说、读、写、译等各方面获得自由发展，特别是在演讲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信，从而极大程度地丰富自己的语言生活与精神生活。所谓“汉语母语各主要形态”的熏染，指的是语文课程不仅仅提供现代汉字和现代普通话教育，而且还应当包括一定程度关于方言的讨论和总结、关于网络语文现象的介绍和讨论，自然也少不了一定程度关于不同时代文言文（包括汉字演进历史）的研习。总起来说，大约有五种形态的汉语母语学习。（一）现代标准普通话。（二）现代汉字书写的语体文（含外语翻译作品）。（三）历代文言文。（四）当地主体方言。（五）网络语文。这五种形态又可分为两类。前三者可称之为“通常形态”，后两者可称之为“发展形态”。各形态汉语都应放在汉语发展平台上来探讨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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