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及其历史
作者:师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
        摘 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6-02
       
        黄仁宇先生应算的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读研究,以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此后25年笔耕不辍,终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他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让人敬佩。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抗战结束,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年毕业,即被派往国防部。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少年投笔从戎,为了报效祖国。按黄先生的话说,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这一年,黄先生已经32,他从本科开始读,1954,获得学士学位,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黄仁宇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历史观定名为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得以厘清中国历史之基本脉络,使人明了历史发展之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这一特点,似深得法国年鉴学派之营养,以《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及税收》为落脚点,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等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黄仁宇认为,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历史,形成了一科大体未变的社会的模式,并为这个代代相袭的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认为它就像是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一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依靠科举制度。这种社会的最大特点,黄仁宇认为就在于它不能用
数目字来进行管理。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即用一个年份作为切片,勾勒出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礼治,国家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滋生何种致命的弊端,解剖了晚明帝国的衰落之由。
        在此书的结尾,黄仁宇以冷峻的笔调写道: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
        在黄仁宇的眼里,历史发展是有其长期合理性的。对于历史,道德的力量微乎其微。就此,黄仁宇进一步提出他的重要观点,即后人应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或可将此史观称为技术辩证。可以说,这也是他分析评价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追溯此观点之源,他在其早年论著《16世纪明代中国财政及税收》一书。黄仁宇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其中便包括道德的历史性解释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总是愿意用道德来解释历史,“完全忽视了情况的变化和管理技术的困难大众是哪个国家的,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在此书中黄仁宇还没有明确提出技术辩证的观点,但其主体思想却已跃然纸上。如下面这段文字: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寻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
        黄仁宇多次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即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对此,黄仁宇以其特有的大历史观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系统地梳理与观照。他指出:以秦汉为主体的第一帝国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它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最大弱点乃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制或甚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以唐宋为代表的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在中国,一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至一明清时期政府以来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整个帝国处于退缩与收敛的状态之中。针对这种
情况,黄仁宇进一步指出:以世界观照中国,实现金融管制,数目字管理,才是中国走出传统的出路所在。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能简单: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要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要实现代化,须从根本上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要从以文化导向为主转到以法律导向为主。这样的概念几乎涵盖其每部著作。但正是在这样重复的命题之中,我们咀嚼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道义,体味到一位学者的艰辛与承担。
        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而其治史方法似亦深得此学派之滋养。考其治学方法,约可表为二途。其一,他善于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细节体察紧密结合。对于美国汉学界显微镜式的治史方法,黄仁宇是颇有微词的。他这样说: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其二,黄仁宇还善于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这样陈述他治史的目的:“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
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与东方交汇,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同时,他又认为,“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的,“如果呈现鱼和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与完整地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
        黄仁宇曾将自己喻为一名跟着哥伦布远涉重洋的水手。虽然水手只是碌碌无为的小人物,可是他也见证了新大陆的发现。这样的见证因来自底层而显得更加朴素和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黄仁宇写大历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见证的目的。他是成功的。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提出独到的见解,虽然未必全面,却总能给读者以新的视觉和启发。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偶尔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一,黄仁宇于中国历史有许多深刻阐发,如前文所述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能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社会结构犹如一个潜水艇三明治”,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无从正常联系,故而使整个帝国陷入僵化模式等等。如《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于出于对官僚制度的批判,因而对像正德皇帝或万历皇帝这样的个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声犬马是对传统官僚制度的不近人情的消极抵抗,便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批判明代财政管理不如前代灵活,使整个帝国陷入保守与僵化,甚至以当时士兵头戴
盔甲、身披纸甲的例子,来证明明代衰落与迟滞。而众多学者则认为,即使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语境下展开讨论,黄仁宇对明代赋税制度不断调整的意义也许估计不足,对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其二,作为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其著述理应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但黄仁宇先生于此似稍有忽略,在行文中对于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因此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无法把握其用词的本质含义。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技术道德两词,就有语焉不详之嫌。以技术一词为例,时而指具体操作,时而指科技,时而指其提出的三点技术性格,使读者常有雾里看花不能把握之憾。《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中,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进行总结时提出三点看法,但实现这三点也仅仅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虽称之为解释,事实上仍没有清楚表达它的含义。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以上指称黄仁宇先生治学的两点不足,或可作为自己拜读其著作之后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对于黄仁宇的著述,许多专业人士或许都会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质疑,但这并没有妨碍其著作成为伟大的作品。在当代社会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黄仁宇的论著却一版再版,不容得人们不予以重视。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其中多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非历史专业人士。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参考文献:
        [1]黄仁宇.黄河青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