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藏发展论坛2018.2
传播整合功能变迁
*
廖云路
张尚华
摘
要：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中，整合
功能一直是重要的切入点。随着西藏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大众传播从为乡村各个方面公共事务提供社会整合，深入到为村民家庭与个人情感、观念提供个体整合，并在特殊时间节点下形成“家-国”同构。这种变化的背后折射出大众传播作用对象与范畴的变化，如何与乡村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才是大众传播更好地实现其功能的出路。
关键词：大众传播；整合功能；西藏乡村一、研究缘起
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决定着媒体的性质、形式和内容，媒体又以符号介入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授予社会地位、环境监测、文化娱乐、提供整合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不仅是向由确定对象所形成的社会大众提
供信息，还是一种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可以提供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起到整合大众观念与行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播之于社会功能的研究日益受关注。社会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难以直接展开论述，通常诉诸于一个微观社区、乡村的研究，也称之为“猴体解剖”。以柯克·约翰逊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电视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农村文化，它成为乡村生活的一个新
的中心，补充到传统制度之中，后者包括家庭、
宗教、农业和传统的领导权。”［1］同时，媒体在乡
村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并对乡村民主化、消费主义观念形成、引发对城市生活的想象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因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发展轨迹，西藏80%的人口位于农牧区，乡村构成了西藏的主要社会表现形态。在以大众传播为视角的“猴体解剖”中，也将媒体视为乡村现代化的途径与手段之一，如“电视使得西藏乡村的闲暇生活更具
现代化、大众化与多样化”［2］等。本文从整合功
能角度，考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媒介环境变迁，进一步探讨大众传播社会整合功能在当前乡村社会中的作用。
二、西藏乡村大众传播环境
大众传播的载体分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西藏民主改革后，大众传播随着基层政权的建立、健全走进乡村。在乡村社会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媒体可以对信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复制，信息的权威性、直达性、时效性等优势使大众传播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西藏当代报业开端于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进藏时的随军报纸《新闻简讯》和《草原新闻》，西藏第一份现代省级地方报纸为1956年创办的《西藏日报》。在2000年以前，报纸是几乎不“进村”的，村干部或村民只有去乡里开会、办事时，才能看到报纸，且大都是几天之前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藏区寺院与社区的关系研究”（17XZJ012）
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现在，《西藏日报》（汉）《西藏日报》（藏）《人民日报》（汉）《人民日报》（藏）《经济日报》等都能通过邮局的发行渠道直接到达村里，而且几乎都是当天或第二天送达。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西藏逐步建设了拉萨工布堂广播试验台、606转播台等，广播的辐射范围开始向广大农牧区延伸。改革开放初期，以拉萨为代表的城市形成了以县站为中心的基层有线广播网，第一批富裕起来的村民较早拥有了收音机。如今在一些居民家中还能看见老式收音机、收录机，大都已损坏，沦为家中的摆设，且很少有居民听广播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专门的设备，居民宁愿开着电视不看画面只听声音，也不愿使用广播功能；另一方面是缺少使用广播的环境，乡村不像城市有大量的“汽车听众”，村民在生产劳动中也喜欢从人际传播中获得劳动乐趣，没有发现村民将广播带在身上收听的情况。
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电视开始由城镇向广大农牧区辐射。尤其在1985年拉萨市电视台成立后，机关单位和个人购买电视机的越来越多。从2006年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开展了全国“电视进万家工程”。R村许多老百姓家里都获赠了一台18寸的彩电。现在，R村每户村民家里普遍都有2台以上电视。从2009年起，拉萨市启动了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为全市5万多户农牧民家庭每户配备了一套卫星接收设备，可以收到约50个电视台和10多套广播节目。截止到2014年底，拉萨市基本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全覆盖，曲水县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广播99.95%和电视99.87%。
除以上三种传统媒体外，R村村委会办公室还安装了网络，但使用者为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般村民家中没有安装线路，暂时无法上网。但随着乡村社会的日益开放，村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动性增强，而外出打工者对信息现实需求与区域间人口流动带来的信息“下乡”，又增强了村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如今，每位村民至少人手一台手机。虽然大部分为低端智能
手机，但稍微年轻的村民都会使用QQ、、微博等软件，并用手机浏览器上网。
三、西藏乡村大众传播整合功能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人民公社制度被乡（镇）、村体制所代替，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大众媒体介入西藏乡村的逐步深入，大众传播从为乡村公共事务提供社会整合，发展到为村民家庭与个人情感、观念提供个体整合，再到特殊的时间节点下的“家-国”同构，整合功能也成为了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另一种方式。
（一）提供社会整合的大众传播
从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以贫困户安居工程建设、特产业为代表的专项扶贫，以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为代表的行业扶贫，以金融扶贫、兴边富民为代表的政府专项治理等各类扶贫开发项目在西藏展开。这些项目几乎全部面向西藏广大基层农牧区，通过资源“下乡”的方式表达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符号性在场。
在大众传播进入西藏乡村之初，媒体是伴随着基层政权的建设而实现的，媒介技术、传播形式、传播内容都带有很强的“下乡”性质。由于当时村里几乎没有电视和广播，村民唯一获得外界信息的途径是报纸。村干部每周从乡里开会时把报纸带回村里，在村委会召集村民开会，一字一句地读给村民听。这一
时期的大众传播具有浓厚的“仪式”性质。从传播形式上，由村民个体向着村委会这一中心聚集，信息则由掌握渠道的村委会向普通村民扩散，高度集中与一致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容易制造出一种仪式感。［3］在传播内容上，在中央对西藏大规模投入的背景下，传播内容以扶贫开发、惠民政策、领导人的关心、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为主，村民比较乐于接受。
电视、广播逐渐在西藏乡村的普及后，媒介技术更新带来的新奇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在不同的时空中对传播内容的认同。国家通过电视、广播实现了与基层农村的直接联系，国家话语可以直接进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正是
西
藏发展论坛2018.2
在这一时期，村民对“遥远”的国家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例如，到晚上7点钟，村里的大街小巷都响起《新闻联播》节目的片头声，《新闻联播》结束之后，村民也不急着换台，接着收看藏语版的《新闻联播》。大众传播的社会整合作用还体现在提供文化娱乐上。村民从文艺节目尤其是少数民族表演中获得了对自我民族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又是放在民族团结等主题框架之下的，也自然促成了大众传播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进入乡村后，村民不仅从电视上接收外界的信息，还将这些信息用于参与到村庄的政治生活中，成为村庄集体会议、生产劳动间隙中的谈资。西藏乡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取消农业税，以及通路、通电、通自来水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村民很容易在国家政策与现实社会间到参照、对比，形成一种“感谢党、感谢政府”的认同。
（二）进入个体整合的大众传播
汽车之家手机在报纸、广播、电视进入西藏乡村多年后，村民逐渐失去了对这些媒介技术的新鲜感。在西藏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村民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增多，生活节奏加快，大众传播中的“仪式”彩淡去。同时，村民从日渐开放的乡村环境中建构起多元的身份，个体意识日益增加，更看重从大众传播中获得对个体精神的满足，大众传播的整合功能也从社会层面深入到私人生活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电视节目形式与内容的不断丰富，西藏乡村村民喜欢收看娱乐节目、综艺节目。
除了电视提供的文化娱乐节目外，DVD 、EVD 机也为村民选择喜欢的节目提供了条件。在田野调查中，每台300元左右的播放设备几乎成为每户村民家中的“标配”。不少村民家庭都有两台以上的电视，一台用于收看电视节目，另一台播放影碟。《家有儿女》《少年包青天》和成龙武打系列电影最受村民喜爱，大部分节目被翻译成了藏语，并不需要对剧情有多么深的理解力，凭借画面就能进入剧情中。
通信惠民工程的实施以来，西藏绝大部分乡村实现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全覆盖，几乎每个村民都拥有至少1台手机。这些手机多为低端智能机，有的是免费赠送的，年龄较大的村民只会打接电话，而年轻人则会频繁使用无线上网功能。例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通过手机关注微博、和推送的新闻，每天更新、评论和点赞的数量达到5条左右，并会熟练使用交友、付款等功能；在村里蔬菜大棚的村民学会在里关注农业技术、直接搜索农业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等。
在西藏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村民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由单一性走向多元
化。［4］
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工作、生活节奏加快，村
民感到了压力。大众传播在为乡村提供公共事务信息与行为规范的基础上，既充当了精神抚慰器，满足村民文化、娱乐的需要，又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工具。村民开始思考“媒体能为我个人带来什么”“如何才
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个过程又与媒体在内容与载体形式上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是相互促进的。两者共同推动了媒体的整合功能从公共领域进入私人领域，为村民个体提供了周围的“拟态环境”，从而实现自我认知与行为上的个体整合。
（三）特殊节点下的“家-国”同构
现代化是以理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方向。当权力、市场、技术进入西藏乡村并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接受后，村民的自我意识增强、利益诉求产生分化，大众传播的整合功能随之从社会公共领域向私人生活领域深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传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消失。当大众传播与村民利益、村庄文化结合在一起时，依然能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上发挥强大的整合作用。
西藏乡村每三年举行一次村居“两委”换届选举，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经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由于村委会处于上级资源转移与普通村民之间的“接口”处，村委会能否公平、公正的分配和利用“自上而下”的资源，
关系到每个村
民的切身利益。换届期间，村民们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张贴栏了解换届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等。
学者郭建斌对乡村电视媒体使用的田野调查发现：“作为现代传媒的电视进入一个少数民族山乡，并非是现代传媒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对抗或替代，而是一次围绕电视展开的包含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的社会关系或文化的再生产。”［5］在涉及村民利益的村“当家人”层面，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唤起了村民的公共精神与权力意识。而电视等媒体将
“法治”“人民当家作主”观念传达给村民，并在与这些观念相关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集中体现了大众传播的“家-国”同构的整合功能。
藏历新年是西藏最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此时适逢农闲，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村家庭聚会、走亲访友。西藏卫视“藏晚”是藏历新年的重要符号，与春晚的叙事方式相似，“藏晚”中包含着对口援藏、民族团结、民生幸福、回报感恩等话语建构。电视文艺节目是一种高于日常生活状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藏历新年等喜庆的时间节点，村民比较容易将个体经验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而平时稀缺的文艺晚会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借助民俗对村庄的凝聚力，对村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整合。
四、结语
对微观社会进行“猴体解剖”的价值，还在于通过一定时空环境下的变量控制，为社会整体系统提供观照。大众传播之于西藏乡村社会的功能难以简单地概括为增强或削弱，从整合功能角度看是作用的对象与范畴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西藏乡村是一个相对封闭、信息流动缓慢的整体，村民除了对眼前生活的认知外，还渴望一种可靠而持续的力量来解释外部世界的秩序，“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正好扮演着这样的角，从国家话语表达为乡村社会变迁提供解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
社会整合。随着乡村现代化的转型，村民逐渐从模糊的村庄整体中产生了个体意识与个人利益，大众传播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深入，成为村民个人情感的抚慰器与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之一。相对于城市的现代化，乡村仍然处于“洼地”位置。大众传播依然能借助资源转移支付、地方传统文化等方式产生“植入性”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特殊时间节点下体现得尤为突出。
西藏乡村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思想与行动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大众传播如何在新环境下发挥行之有效的功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社会整合维度上，大众传播需要与组织传播紧密配合，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中发出“声音”；在个体整合维度上，可根据村民对手机媒体使用率较高的情况，开发出针对农牧民众的软件应用，丰富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使大众传播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好地与村民个人生活相契合，并进而推动在特殊时间节点下的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美］柯克·约翰逊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9.
［2］陈默、崔锋.电视与西藏乡村日常生活——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J］.中国藏学，2011（3）.
［3］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2001（1）.
［4］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5.
［5］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
作者单位：西藏日报社
责任编辑：罗勇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