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2022年9月第16卷第5期
Sept. 2022V ol. 16,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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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1.2A 1674-0955（2022）05-0120-17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领导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掌权，直至1964年因下台。在这40年中，苏联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涉及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斯大林时期的经济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有所恢复，但经济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旧俄国遗
中国汽车发展史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技术结构。首先，苏联仍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192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1%，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其次，虽然1925年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3%，但机器制造、冶金、燃料、航空、电力和建筑材料等主要工业部门很不发达。实际上，到1925年苏联还没有汽车、拖拉机和航空等重要工业部门。第三，工业设备如机器与机床基本上是旧式的，而且多半磨损严重，同时苏联没有能力生产现代化设备，很多机器设备要靠
摘 要：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这40年中，苏联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斯大林时期，苏联大力推行工业化，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经历了卫国战争，战后又开展经济恢复工作，在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经济结构畸形、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固化、农业严重落后等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政治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经济上一方面着力解决农业问题，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大改组推动工业加速发展。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苏联经济呈恶化趋势并出现了混乱局面，这是导致他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斯大林；赫鲁晓夫；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计划经济体制
收稿日期：2022-05-29
作者简介：陆南泉，男，江苏江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俄罗
斯与中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进口解决。1927年苏联的机器设备进口额比1924年增加1.3倍，其中金属加工设备进口额增加3.9倍，动力设备进口额增加5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第四，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运输业恢复较慢，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经济落后的状况，斯大林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一方面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努力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准备推行工业化，实施五年计划。在经济基本恢复的基础上，从1929到1941年，苏联实行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
（一）大力推行工业化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联共（布）十分重视发展工业，希望使苏联尽快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在大会上强调：“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的基础”。[1]293，294这次大会提出了工业化方针，但并不意味着工业化时期由此开始。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会上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和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标志。①至于工业化运动何时结束，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②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来讲，主要是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的。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用4年完成的，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1941年被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打断，这样，工业化运动大体持续了13年。
斯大林时期工业化运动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
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苏联要在10—15年内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将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定为14%。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一
再强调，苏联不能走“‘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要“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2]496与此同时，斯大林指责布哈林等人，称“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占32%。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一比重均在30%左右，有时甚至达40%。在整个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占比更高，“一五”计划期间高达86%。再次，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一五”计划末的1932年，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资金占到了27%。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这一比例一直在30%左右。为了实现高速工业化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还实行榨取农民、靠农民“贡税”来积累资金的措施。斯大林用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将一半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的1/3以上。
从工业经济发展与工业现代化角度来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成功。对此，苏联后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持肯定态度。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苏联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为强大的工业—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垒”。[3]18-20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
①日本著名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佐藤经明教授也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是从1928年开始的。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②斯大林的第一种说法是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运动或工业化时期就结束了。1933年1月7日，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了题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报告指出：“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飞跃”时，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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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7—208页。
年计划的岁月离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
个五年计划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
[4]182-183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
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
[5]41
长期以来，多数苏联学者对工业化运动的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推动了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大提高了工业实力。“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17年的3%提高到10%。按斯大林的说法，“三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第二，基本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立性大大增强。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很多重要工业部门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机器制造业处于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1940年苏联全国的机床总数达到了71万台。这就使苏联工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二战前，苏联能够依靠国产机器设备满足国内大部分需要，特别是能保证军用生产部门的需要。
第三，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还必须以大量资源为支撑。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推动工业化，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年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国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194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1倍，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了13倍和28倍。
第四，增强了国家军事实力，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可以说，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大力增强国防实力的过程。工业化运动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是由
一些骨干军工企业组成的。1928年这类企业只有46家，到1938年已经增加到200家。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十分迅速，军工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而这正是苏联最终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带动了教育与科技的进步。推动工业化，必然要以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支撑，而教育和科技的进步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生产的现代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苏联劳动者的扫盲工作已基本完成，9—49岁的居民识字率达87.4%。学校教育内容不断改进，在校学生数持续增加。1938—1940年，共有32.8万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67.8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战争前夕，苏联高等学校在编人员有5万人，从事教学活动的有5300名教授、13100名副教授、31600名助教与其他教师。1940年底，全国共计有23
59个科研机构，98315名科研人员。苏联在量子力学、空气流体力学、微分方程、复变函数、数论、概率论等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技术科学和具体应用研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步，如电气机械制造、机床制造、化学机器与重型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均研制出新型产品。化学工业方面的成绩更为明显，1940年苏联在重要化学产品方面已实现完全自给。①
第六，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27—1940年，苏联平均每年建成8座城市。城市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是1941—1945年，平均每年建成9—10座新城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亦迅速增长。1926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7.9%。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许多村庄变成了城市或市镇，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迅猛增长。1927—1938年，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40万，到193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肯定斯大林工业化政策的观点已不多见，更多的是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前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包藏着深刻矛盾，积累了大量尖锐问题。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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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②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选择是有的，存在过！”他认为，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出的建立工业与农业正常经济联系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因1929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大转变”而停止了，苏联转向了“迅速工业化和全盘集
体化”。
①
苏联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2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斯大林“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
难”。
[6]182，172
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运动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征收“贡税”榨取农民，对农业造成极大破坏，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与平衡发展。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断增加农畜产品征购量，同时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为了保证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改变。下面的材料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是成本的13.2%，马铃薯价格是成本的7.5%，牛肉价格是成本的5%。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卖给国家99吨小麦就能买一辆“吉斯-5”汽车，1948年则要卖出124吨小麦，到1949年就必须卖出238吨小麦。对此，戈尔巴乔夫说：“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
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
[7]35-36
第二，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而农业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如果1928年苏联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为100，那么1932—1933
年只有53，1936年只有60。从1928年到1938年，
苏联农民的人均收入降低约20%。
②
居民住房条件长期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由于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队抢购商品是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常见图景。
第三，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苏联重工业高速发展，依靠的是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这种粗放型工业生产，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大且经济效益低。工业化运动期间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盈利企业。1950年，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30%。
从经济管理体制角度来看，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对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实践表明，这种体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
（二）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落后的农业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不论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农民和农业问题都是苏联党内各派斗争的焦点。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和农业问题更加突出，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与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
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众的政策。”
[8]539
然而，农业集体化“这个原来就是异常复杂的关键性转折由于
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
[6]141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农村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1926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达到1913年水平的118%，其中种植业产
值为114%，畜牧业产值为127%。[9]412农业的恢复，与受农民欢迎的、主要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有关。在开展大规模、众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农业合作社联合了全国55%以上的农户。这些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为简单，主要局限于消费与流通领域，但它符合当时苏联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具有重大意义。[8]768这种合作社遵循自愿参加和退出的原则，是按商品生产规律与市场规律进行活动的。如果继续坚持发展合作社，并按照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不断修正与完善政策，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的康庄大道。应该说，1928年之前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曾说：“基本农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10]372，336但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及采取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收购危机。当时党内领导层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派的看法是，粮食收购危机是由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导致的，是人为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完全是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所引发的，因此应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1927年底1928年初，斯大林不断地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向各级地方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限期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仅在1928年春季，就有3万多名城市工人和党政干部下乡征粮。这些征粮工作队在农村用挨家挨户搜查、设路卡强行拦截售粮农民、关闭市场等办法完成征粮任务。然而这种强制手段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少，连莫斯科的面
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有了重大变化，列宁的合作制思想与政策已不再符合他的口味了。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即在农村建立相当强大的集体农庄并消灭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
1929年中，每25户农民中只有1户参加集体农庄。到了下半年，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提出高速发展集体化的方针，用各种办法催促地方机关加速集体化进程。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思想的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1929年底1930年初出现了暴力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况。许多州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业，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其后虽然政策有所纠偏，但在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强制与暴力手段实际上一直存在。
按苏联公布的材料，1932年底即“一五”计划结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新的集体农庄制度建立起来了”。[11]617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2]325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目的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建立集体农庄可以为取得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而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可以为工业化所需资金提供保证。第二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斯大林看来，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社会主义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1934年，由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苏联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绝对统治力
量。社会主义工业已占苏联全部工业的99%。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已占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85.5%。第三是消灭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为什么把个体农民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他解释说：“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2]142他认为，通过农业集体化把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也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13]337第四是形成完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而这正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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