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简史
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简史
旧中国的铅酸蓄电池工业
旧中国的铅酸蓄电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大部分是手工作坊，以修配汽车蓄电池为主，使用红，黄丹粉，制造极板，工艺技术落后，原始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效率低，品种单一，质量不高，是一个弱小的铅酸蓄电池工业邹形。新中国诞生前，全国只有十几家电池生产小厂或作坊，从业人员不还八百人，只能生产一少部汽车蓄电池和供维修用的极板，并生产少量的通讯用蓄电池和固定型蓄电池。年耗铅量不过四百吨。
我国第一家电池厂是旧中国“交通部电池厂”。于1911年在上海开设的，主要生产干电池，兼营汽车蓄电池的维修，全厂职工二、三十人，该厂于1930年倒闭。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最早一家电池厂是1921年在上海开设的“中国蓄电池厂”工人二十余入，除生产干电池、湿电池之外，并制造汽车蓄电池极板装配汽车蓄电池，1930年在上海独资经营蓄电池维修和充电业务的还有“王仲记蓄电池厂”。抗战胜利后多发展很快，工人三十多人，生产极板和木隔板，1936年在威海卫路还有独资开设的“联美汽车电器行”雇用工人十名，主要经营一些汽车电器和蓄电池维修充电等业务，抗战胜利后，联美汽车电器行拥有—定的资金和信誉，从其它厂购买蓄电池半成品进行总装，出售铅蓄电池，由于生产发展商行改为“联美蓄电池”。
1932年，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在上海设厂，生产干电池，1937年，改由资源委员会领导，同时生产铅蓄电池，抗战时期，这个厂辗转汉口、湘潭、桂林及贵阳等地。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展，日本将汉口厂址变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后，南迁的电池厂又迁回
汉口原厂址，“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改为“汉口电池厂”，即现在电子工业部所属“长江电源厂”的前身(以后简称汉口厂)。
198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开设了五个电池厂，以配合侵华战争之需要，1939年，在奉天建立了“满州汤浅电池株式会社”，即沈阳蓄电池厂的前身(以后简称沈阳厂，当时工人三十多人，厂区面积1700平方米，主要生产汽车蓄电池和一少部分电讯电话用蓄电池，抗战胜利后，“满州汤浅电池株式会社”由国民党军事系统的联勤总部接管多改为“五零三汽车厂”的一个分场，生产汽车蓄蓄电池供军用。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也是日本侵华战争最疯狂的时期，作为川、滇、湘、桂必经之路的交通枢扭——贵阳市，由国民党西南运输处建立了贵阳电工厂，生产少量的汽车蓄电池和供维修用的极板。该厂解放后经过隶属关系两次改变。于1973年3月改名为贵州省交通厅蓄电池厂，现名“贵州省蓄电池厂”。
日本侵华期间，在天津建立了“日本天津汤浅电池厂”和“日本文砂电池厂”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后组织起综合性电池厂，当时生产铅酸蓄电池，镍镉碱性蓄电池、和干电池等产品，后来将镍镉
蓄电池部分连人带设备调到河南新乡，组成碱性蓄电池生产厂。把干电池部分连人带设备调往上海于电池厂，而后只剩下铅酸蓄电池部分，即“电工南厂”，此外，还有“太平洋蓄电池厂、永明电业厂、生昌电业厂、华工电池厂、天津橡胶九厂”，“华生”、“祥生”木隔板厂等十余个小型厂，主要从事汽车蓄电池维修或生产少量汽车蓄电池或供蓄电池配件。
1944年，在解放区“胶东理化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茂林文具厂”，隶属胶东行署工商局领导，主要从事干电池研究和试生产，1945年，迁厂并改名“胶东电池厂”，开始研制汽车蓄电池，到1946年7月，进行小批生产，首批为部队五十多辆汽车提供蓄电池。解决了交通方面的部分困难，到1947年，可年产干电池十万只，铅酸蓄电池二百余只，主要供胶东地区和华东部队使用，1948年，为了集中胶东解放区的电器制造力量，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于是将胶东军区电工厂、滨北材料厂、渤海军区材料股之部分奉命迁往博山，组成了“电器总厂”，其中电池制造部分为总厂的二分厂，即现在淄博蓄电池的前身(以后筒称淄博厂)。
解放前，1945年，在镇江有“信义蓄电池社”，1946年，在长沙有私人本经营的“国际蓄
电池厂”,1948年，有几人发起几十人参加的“强华蓄电池工场”，主要从事汽车等电池维修和生产极。
以上这些分散的弱小的小工厂或作坊，就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铅蓄电池工业基础。
建国后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发展
中国汽车发展史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建设刚刚恢复，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蓄电池生产处于新的萌发阶段，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站、通讯事业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铅破蓄电池生产恢复和发展很快。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了，我党接管了国民党联勤总部所属503汽车厂，将其三分场(蓄电池生产厂)改名为沈阳汽车总厂电池现场”,1949年改名为“电工八厂”，由于国民党撤退前，劫走了工厂的主要设备和工模具，使工厂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有职50余人，在党和正确领导下，职工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通过当时献器材运动，到1949年6月，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当年三季度，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将哈尔滨迁沈的蓄电池厂，大连迁沈的光华电器厂的橡胶车间，东安迁沈的干电池厂以及沈阳汽车总厂的橡胶场，一起合并
到“电工八厂”，到1949年未，有职工305人，技术人员6人，年产6伏70安时、96安时120安时和12伏140安时等四个规格的汽车蓄电池4893只，年工业总产值85万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14万元，约为1949年的12倍，产量28837千伏安时，约为1949年的38倍，职工人数由1949年底的305人发展到622人，技术人员员由6人发展到42人，产品由汽车蓄电池单一品种四个规格，发展为铁路客车用、牵引用、固定用、航空用、坦克用、汽车用等6个品种32个规格的铅酸蓄电池，成为国内蓄电池生产行业的主导厂。
解放后，上海独资经营和私人合资经营的“联美”、“王仲记”、“中国”等16家蓄电池厂，都是以生产汽车蓄电池和供维修用的极板为主，当时规模最大、经营能力比较强的“联美蓄电池厂”(上海蓄电池厂前在1949年有职工38人，年产汽车蓄电池608千伏安时，产值28.1万元，在上海的私营企业中颇有影响，由于当时国家对私营企业采取支持保护的政
策，企业可以直接接受国家订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工厂的发展，1951年，亚洲蓄电池厂并进“联美”厂，两厂合并后，生产经营迅速发展，到1952年，有职工79人，生产汽车蓄电池2432千伏安时，为1949年的4倍；产值94.5万元为1949年的3.4倍。
1951年，华东工业部为了便于领导，促进工厂专业化，将山东电器修造厂分成山东电器厂、山东电池厂，同年12月，华东工业部制酸厂橡胶车间并入山东电池厂，1953年，山东电池厂与南京湿电池厂合并，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厂名为“博山电池厂”，该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板研制新产品，在品种和规格方面发展很快，到1952年，已能生产汽车用、固定用、铁路客车、飞机用等4个品种30个规格的铅酸蓄电池。
1951年4月，民航局华南分局，拔款11万元，组织两航起义人员，在广州三元里的白云机场原导航台旧址，创建“建航蓄电池厂”，属于民航机关生产单位，建厂初期，有职工二、三十人，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两航起义人员，厂区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固定资产6万元。建厂当年，生产汽车蓄电池226只（135.6
KVAH），提供民航使用，并生产极板800片，修理了民航旧蓄电池，当年创产值1.37万元,1952年，生产汽车蓄电池640只(451KVAH)，商品极板716万片，工业总产值11.4万元，起用“建航”牌商标，产品开始向市内销售。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汉口电池厂也有较大发展，生产7个规格的汽车蓄电池及KQ、1K、2K 涂膏式固定型铅酸蓄电池极板，供修配用，该厂还进行了产品质量整顿，加强检验工作。铅酸蓄电池行，据沈阳厂和上海联美蓄电池厂的统计,1949年，铅酸蓄电池总容量为1369千伏安时，工业总产值为63.1万元。到1952年，加上广州建航蓄电池厂总容量31909千伏安时，为1949年的23.3倍，工业总产值519.9万元，为1949年的8.5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本行业不仅在发展产品的品种、规格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建立了以作业计划为中心的一系列生产管理制度，以加强工艺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工作，从而使生产走向正常规道。
（二）笫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铅酸蓄电池行业突飞猛进，职工队伍不断壮大，技术工作大力开展，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在这个期间，铅酸蓄电池行业厂发展到13个；除沈阳、博山、上海、
广州、汉口、哈尔滨厂之外，还有重庆、天津、江南、青岛、北京、张家口、建阳等蓄电池厂。
1954年，在重庆电工厂干电池车间及光华电池厂、广播器材厂干电池车间的基础上合并而成“重庆电池厂”，以后改为重庆蓄电池厂。 1953年3月，建航蓄电池厂由民航机关生产单位移交给广州市企业管理局
领导，从此，正式成为地方国营工厂企业。 1953年，沈阳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电工八厂改名“沈阳电池厂”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领导，1956年，沈阳电池厂改名“沈阳蓄电池厂”隶属于电机制造工业部电材局领导。
1956年有16家私营蓄电池厂公私合营划为三个中心厂；即联美蓄电池厂、王仲记蓄电池厂、中国蓄电池厂。
1958年，由19家小厂公私合营而成立了北京蓄电池厂，当时隶属于北京第三工业局电器公司领导，有职工81人，全部资金11万余元，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生产汽车蓄电池和汽车电器维修业务，材料和半成品部件由外地供应，当年创产值72万元，上缴利润 4万元，1957年，对该厂充实了领导干部，技术骨干以及技术工人，自已动手，建成了极板车间，试制成功汽车型极板，并形成了生产能力，年产值达到113万元，上缴利润14万元。 1956年，在公私合营高潮推动下，天津市原“生昌电业厂”和“永明电业厂”合并，改名“公司合营永明电池厂”，人员10余人，当时作一些蓄电池维修和汽车电器修理，原“太平洋蓄电厂”改名“公司合营太平洋蓄电池厂”，人员30余人，以生产汽车蓄电池为主，并生产少量蓄电池车蓄电池和小型蓄电池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据沈阳、淄博、汉口等三个厂的统计，研制投产了大量新产品，增加了起动用、固定用、牵引用、火车用、军工用、摩托车用以及通讯用等蓄电池新产品144个新规格。
1957年，沈阳、上海、广州等三个厂的产量；为112808.25千伏安时，比1952年增长了253.5%；工业总产值为200433万元，比1952年增长了285%，据沈阳、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青岛、江南、建阳、天津、北京等10个工厂的统计职工人数达到3561人，技术人员106人，产值391186万元，上缴利润4908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