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这段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
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2000年1月25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海南人提出要为雷宇立生祠建碑立庙，可见民心。任仲夷最后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中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
兴。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一条，海南的错误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3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林桃森于200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下面是雷宇在接受采访时的叙述。
雷宇：我不是当官的料
我1996年1月辞的职。我现在过着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家看看小孩啦，陪陪老人啊，上街买买菜啦，过去还做做饭，现在就不用我做饭了，现在我们家里请了个小保姆。
其实“海南汽车事件”，全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经上边同意的，文件啦什么的，都有，都是按照上面的来做的。有错，错在哪儿?正式批文进来的，百分之百在海关完税，没有一
辆是走私的。汽车出岛，那也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当年给国家交了19.6亿的关税，完了以后，“汽车事件”出来了，国务院要我们交车，我们交了58400辆汽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个亿，这些钱全部放到112专户了，1985年全国每人加一级工资，基本上是从这里出的。
确实那几年进得太多，实际进口的可能有79000多辆。有人说，雷宇批了多少多少车，其实我没有批一辆车，是我一个助手，他一个人批了79000多辆。
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因为国家对海南岛确实是很支持的，有很多项目给立项、给钱，有关部门都给予帮助。但海南岛那么大一个岛，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你要想把这个岛很快地建设起来，光靠国家是肯定不行的，海南岛只能是利用中央给海南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钱，才有可能把它搞得快一点。
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当时传达了的谈话，怎么扩大开放，其中讲了海南岛。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我雷宇当然要拼命。说实在，海南岛搞汽车，在我脑袋里想到的是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胡耀
邦1983年到海南岛，我记得很清楚。2月10日上午，在海军小礼堂他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3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不打“棍子”，不给“绳子”就是不要随便束缚它的手脚，让它放开手脚去干。
因此海南岛提出进口汽车，中央给了11号文件，当时就是不准出岛。但是以后全国工商总局开会，当时就为了筹集35个亿给全国涨工资，想通过进口汽车来赚钱，来涨工资(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在我脑袋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如果我是想当官，我就用不着这样。
我十几岁出去，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爱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还是中共中央主席那时候，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争论了一番(雷宇当时是副局级干部)。他连脖子都粗了。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让他不要介意。我绝对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
1981年春，雷宇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部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无奈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改革在南巡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满以为经过10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
却不料，他到广西，也依然不顺利。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复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
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又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搞的?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性局限，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总是感到很无奈。
这就是雷宇的命运。(据2月15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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