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后，日本的压力集团逐渐抬头并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日本的压力集团兼有压力集团的普遍性，在日本政治生态下更有其特殊性。研究日本的压力集团能够更好的追踪日本的政策制定和决策的轨迹，清晰的掌握日本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及这种差异带来的表达渠道与方式的不同，从而探寻日本压力集团的利弊，于频繁更替的日本执政内阁中到不变的“匿名的帝国”。
关键词：日本 压力集团 影响
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又称为利益集团，这一词汇原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不久就普及到世界各国。指的是那些以影响国家政策制订为目的，且自身并不谋求或参与政权的组织。压力集团可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但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利益相近的一些组织或个人以非组织的形式存在。压力集团与政治组织的不同在于：政治组织往往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订，至少表面上，其行为目标是为了选择不同的政策方案，而不直接强调自己的利益需求；然而，压力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本集团的利益，其最终目标是：公共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必须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使政策的正面效应尽可能的向本集团倾斜。
二战后，日本的压力集团逐渐抬头并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一、日本压力集团的兴起条件
（一）日本压力集团兴起的一般条件
各国压力集团的兴起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政治潮流。具体来说主要由以下四点来推动：
1、社会集团的辈出。不同于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成熟和机械文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呈现出多元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人的个性的规格化，以至于呈现出个人被社会团体所淹没。19世纪末工会和农民团体的结合，企业联合的扩大或各种职能集团的抬头就是其例证。开始出现阿内斯克·巴克所说的“集体的喷发”（eruption of groups）的状况，“我们已经不写个人对国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必须写集团对国家（The Group versus the State）了。”国家的构成因子不再是作为原子的个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集团。
2、代表原理的变质。和第一点密切相关，近代民主制国家的代表原理是基于地区的划分而
产生出地区代表（territorial representation）。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职能的分化，超越狭隘选区的具有职能上利害关系的体广泛出现，从而开始了跨选举区的政治活动。“压力集团因发挥了按地区分布的投票人选出议员力不能及的代表功能，补充了美国形式上的政治组织存在的缺陷。……于是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奶制品从业者、工人、裁缝及因其他类似的见解或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靠着自己的代表有可能在政府或公众面前强有力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采用两大政党制或小选区制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政党或议员的选择被限定于二择一的规矩中，因此这两个轨道外的多元的意志和利益就只能作为压力活动而奔涌出来。于是，压力集团扮演了一种分担新的代表功能的政治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奥地利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建立和普通议会并列的职能议会就意味着压力集团被编入公共制度。
3、政党的寡头化。正如米歇尔斯指出的，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及维持其自身的生存都必须加强对党组织自身的控制，进而逐渐地加强了政党领导人的权力，整个政党不断的官僚化，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中，这被称之为“铁律”（iron law）。任何组织或集团概莫能外，根据这一理论，压力集团的领导人通过对能在议会中左右法案命运的政党的领袖采取公开的或隐蔽的勾结，就能控制整个政党，从而对法案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4、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逐渐增多。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各种社会领域加强、扩大了控制。这使得很多集团能否达到自己目的的关键掌握在政府手中，必然会导致集团要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压力活动。
（二）日本压力集团兴起的特殊条件
日本的压力集团兴起除了具有普遍性条件外，在日本独特的政治生态下更有其兴起的特殊性。
1、战后财阀的肢解。以前对政治有着很强支配控制能力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的解散招致无数单独企业的产生。这些小企业一方面从加强自己阵营基础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从对抗同时扩大的工会的目的出发，逐渐显现出向心的动态，最终产生了若干具有压力集团性质的企业集团。如：日经联、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等。
2、战后工会的壮大。日本在1945年有509个工会，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推行进步的劳动政策和战后工人能量的聚集，第二年1946年就一举增加到12006个。几经离散，形成现在的总评、全劳这两大对立的工会组织。前者和社会党结合，后者和民社党相连。
3、战后民主化政策对社会集团的松绑。战时日本政府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各种社会集团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是政府机构的附庸。由于战败，各种民间力量、社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1947年创立的医师会、1948年创立的主妇联合会、1956年创立的中小企业政治联盟，以及要求军人抚恤金的旧军人抚恤金拥护同盟和日本遗族会等等。
4、战后官僚机构的完好保留。在战后各种旧制度全面溃败，而只有官僚机构受到原封不动的保留，成为“间接统治”的工具和占领政策的主要代理执行机构。而日本的官僚机构与战后出现的压力集团之间具有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为压力集团的附着提供了熟悉的温床。
5、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派阀林立。各派激烈地角逐党内主导权，力图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因此在政治资金、提供利益、选举运动等事务上与外部的各种压力集团具有一种亲和关系。与压力集团的媾和也是加强派阀政治基础的手段。
这些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战后日本压力集团的兴起。
二、日本压力集团的种类
从经济特征的角度对日本的压力集团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工商业界利益集团
工商业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最大，这不仅因为工商业集团拥有雄厚的政治资金，更重要的是工商业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地位（即企业必须正常履行建筑住宅、加工食品、运输人员与货物、提供就业、发展对外贸易与投资等职能，否则社会将发生混乱，政府也随之垮台），使得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历来十分注意工商业界的要求。这样一来，就使政治过程容易置于工商业界的特别影响之下，致使一些经济界领导人拥有协商和实际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特殊权利。但工商业利益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与对立。在日本，工商业利益集团大致可分成三个层次的组织，而且每个层次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渠道也有所不同。
工商业界最高层次的组织是被称作“财界”的、表面上代表工商业界整体利益的四个团体。这些团体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其成员也多重复，但又具有不同的组织机构与功能。
工商业界中间层次的组织是被称作“业界”的行业团体，诸如日本钢铁联盟、石油联盟、日本
矿业协会、日本纺织协会、日本造船工业会、日本汽车工业会、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日本化学工业会、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全国建筑业协会等。这些团体在有关经济政策领域具有较强的发言权，它们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渠道主要是执政党的决策部门、国会中有关常设委员会以及有关政府省厅。
工商业界的基层组织是中小企业团体。这些为数甚多的团体大多是在政府的法令下由上而下组建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一方面决定了中小企业团体与行政机构具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使中小企业团体带有明显的政策受益团体的彩。
在财界、业界与中小企业界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其矛盾并非是对抗性的，多是因为财界团体与业界团体所关心的事务范围不同而引起的。
（二）劳工利益集团
日本的工会组织很多，80年代以前，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主要有四个，即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同盟”）、中立劳动组合联络会议（简称“中立劳联”）和全国行业劳动组合联合（简称“新产别”）。
尽管日本的工会组织较多，单位工会团体的会员规模也较大，但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强。一方面，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即工会的组织率不高；另一方面，由于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总评”与“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同盟”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再加上它们自己的整合能力较差，不仅造成半数以上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组织未参加任何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使“总评”、“同盟”的下属工会组织也各行其事，政治资源难以得到统一，因而限制了工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
即使如此，工会组织也没有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如果说70年代以前它们主要是通过在野党阻止不利于自己的利益要求的实现，那么70年代以后工会通过执政党实现自己利益要求的活动逐渐增加。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加强自己的社会支持基础，执政的自民党也开始接近工会组织并注意吸收它们的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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