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舞台大252
摘要：审美自律是现代美学发生的标志。而康德和王国维作为中西现代美学发生的代表，从他们的美学中我们能一窥美学处于裂变时期的“世事众象”，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审美自律在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中的不同意义，理解中西现代美学不同的生命历程。
关键词：审美自律；现代性；无功利；形式美 审美自律是现代美学发生的标志。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停纠缠的18世纪，康德以《三大批判》宣告了其知识论体系的建立，其中《判断力批判》确立了审美的绝对独立地位。王国维在借鉴康德的审美自律的观点时，又依据中国本土的文化阐发了自己的审美观，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出两位现代美学大师对审美自律的不同理解。
首先，康德指出：“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美是和愉快相关的，这种愉悦不同于感官的愉悦——快适，也不同于道德的愉悦——善；审美乃是超越了任何利害(包括道德的和生物的)关系，对对象存在无所欲求的“自由的”快感。从这个角度上说，康德提出了审美之维，其不同于实践层面的道德领域，也不同于认识层面的理性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法则规范，它可以作为独立的领域自立，由此，审美作为独立的学科得到了最具体系、最具价值的证明。
康德这种区分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波动性的影响，而且还漂洋过海，为东方沉郁的文化带来了清新之风。
站在社会文化激荡的20世纪之交，王国维拿来康德的审美自律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学术，从历史的角度来批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利主义，指出中国传统的传统学术都为了政治、道德之功效，而丧失了其本身的价值。哲学、美学满足的不是“生活之欲”，而是为了“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情感”。从“生活之欲”的角度来看，哲学、美学确实是“无用”之学，但这种“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因而哲学、美学自有其“神圣之位置”。其“神圣”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了探寻真理——“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而且探讨的“非一时之真理”，而是“万世之真理”。由此，王国维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提出了审美自律的问题，使无功利的审美脱离政治、道德。在这里，王国维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同时提出了超前的学术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认为历史上的哲学、美学都陷入了功利主义，这里的哲学主要是指的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而认为其他的“周、秦、两宋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且不论王国维此说是否妥当，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王国维将哲学与美学相提并论，认为哲学和美学同命相怜，都是饱受功利主义之害。但在康德那里有所不同的是，审美不仅要与实践道德划清界限，而且要与纯粹理性保持距离，纯粹理性、审美、事件道德三者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在西方，长久以来，审美不仅受到道德的干扰，而且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等也在牵制着审美的独立发展。所以，哲学和美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时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但有时又互为敌人。
其次，康德指出，“美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既然是非功利的，它必然要求对每一个人都有效，即审美判断“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即对每个人有效的审美的量”。审美所要
求的普遍有效性不同于逻辑认识中概念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后者的普遍有效性是客观的，而审美的普遍有效性不是来自概念，并不要求客体具有普遍性，而只是和“主
观普遍性”的要求相联系。正是这种主观普遍有效性，使审美作为鉴赏与感官快适的主观判断区别开来。而在此，王国维通过“古雅”范畴的提出对此种理论表示了质疑。首先，王国维承认“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如一个清朝王族拿着鼻烟壶抽烟，慈禧在丫鬟的搀扶下在故宫里散步，大臣为皇帝举行泰山祭典所刻碑文，颜真卿为丧失侄子而写的《祭十二郎文》，这些鼻烟壶、故宫、碑文、悼文在当时情景下作为“可利用者”，不能算作美学、艺术。但时过境迁，当历史行进到当代，鼻烟壶、故宫、碑文、悼文就失去了当时那种利用价值，而作为陶瓷艺术、建筑艺术、书法艺术而进入了美学的范围。因此，在王国维看来，没有绝对的“主观普遍性”，同一个事物，“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者之点”。其实王国维的这种“古雅”论，按照康德的看法，是将“概念”混入了鉴赏中。同一事物对人类来说，很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那么带着一定的历史观去看待事物，当然不具有“主观普遍性”。而康德“主观普遍性”就完全消除了“概念”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康德认为，美给主体带来的愉悦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情感，本身不能保证其普遍性，审美的普遍性只能来自判断。这种判断包含概念于其中却不能等同于概念活动，它是多种心理功能的共同运动的结果。就是说，审美判断不是如一般逻辑判断那样有确定的知性范畴来规范束缚想象。相反，它是想象力与知性处在一种协调的自由的运动中，超越感性而又离不开感性，趋向概念而又
无确定的概念。康德在这里揭露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审美判断既是个别的、主观的，又是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且不是逻辑判断依赖于概念的普遍有效性。
再次，审美判断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认为，美的对象是无目的的，然而又有合目的性。所谓无目的性，指审美既与伦理、功用、欲望无关，又没有明确的逻辑认识活动，因而与任何特定的目的无关。康德强调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不涉及任何概念，只涉及对象的形式。在康德看来，只有这种不依赖于概念的形式美才是“纯粹美”，如“一朵花”“音乐里无标题的幻想曲”，对其的鉴赏才是“纯粹性鉴赏”。但现实生活中又存在着大量依附概念的事物，而这些只能算作“依附美”，如“一个人的美”“一匹马的美”“一个建筑物的美”对其的鉴赏称为“应用性鉴赏”。这两种美体现了康德的美学矛盾。一方面，康德把美限定在对象的形式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依存美才是美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最终又指向了至善、完满的最高理性——上帝。
而王国维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形式美”的观点，也将美看作形式之美：“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但王国维不仅把那种“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的形式美看作“美”，而且认为某些依附概念的事物也算作形式美。“图画诗歌之美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焉。”“戏曲小说主人翁及其境遇，对文章之方面言之，则为材质；然对吾人之感情言之，则此等材质又为唤起美情之最适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王国维并不是像康德那样专注于美的自然形式，而是认为凡是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对象都属于“形式美”。这种对主
体情感的强调其实是中国诗学中“物感”说的继承。同时，王国维还将“形式”分为“第一形式”“第二形式”。“第一形式”即是自然的，“第二形式”是 “经艺术家（绘画若诗歌）之手”赋予的。“第一形式”可以是自然的“形式美”，如康德的“优
审美自律在中西现代美学发生过程中的异同
——以康德和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为例
武 瑾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0000）
综合学术论坛
大舞台
253
摘要：高校是汇聚人才的高地，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优质可靠人才是高校党组织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中面临指导力量薄弱、形式单一、创造性弱等挑战，后续教育制度化、教育内容手段多样化、发挥学生党员创造性是解决之道。
关键词：新时期；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监督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社会中坚，是社会主义事业源源不断的骨干力量，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建设人才。高校是汇聚人才的高地，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优质可靠人才是高校党组织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新时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质量上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师资力量逐渐增强、科研教学条件逐年改善，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资源。同时，高校的党建工作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加强，在校生党员的数量也快速增长，这对高校党组织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发【2004】16号）中明确提出：“对大学生党员要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中央的文件精神，对于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纵观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党建工作，积极稳健地推进学生党员的发展、学生党支部的建设，“一年级有党员、二年级有党支部、三、四年级有班级党支部”的目标使学生党组织建设形成合理的架构，成为学生党建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中大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也遇到新问题、新挑战。
一、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与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一）学生入党动机功利化
随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突出，如何好就业、就好业成为大学生及其家庭最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入党动机功利化的问题。一些学生争取加入党组织的目的，不是对党组织的正确认知和向往，而是认为取得共产党员的身份，能够为就业增加政治筹码，多一条出路，多一分胜算。这部分学生在入党之前，表现极为积极，而一旦加入党组织之后，往往放松自我要求，在履行党员义务上消极被动，甚至出现违规违纪的现象，对党组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巨大的伤害。
（二）指导力量薄弱，学生后续教育缺乏引导
目前大学生党员的发展、日常教育工作，主要由院系的党总支书记牵头，辅导员负责，由于辅导员工作量大，负责的具体事务多，在学生党建工作上分出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在发展学生党员时，能够做到入党前各环节控制把关，而入党后的后续教育上往往无暇顾及。加上大部分辅导员年纪轻，对党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的研究尚不成熟，无法给学生党员深入指导，因此，学生党员在自我教育方面，难免根据喜好汲取信息，无法及时更新最新理论成果的知识储备，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抽象的理论知识无法与学生专业学习直接挂上钩，因此学生党员主动阅读的积极性不高，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上就很难进一步提高。
（三）支部生活功能单一，活动形式陈旧，吸引力不足 目前学生支部生活，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发展党员，理论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讨论提高党性修养的内容较少。党组织的活动也往往是集中阅读
党建读物、看党建影视资料、写心得等形式，形式陈旧、缺乏互动性；对学生党员和普通学生关心的时事政治、就业发展等现实问题无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探讨，因而很难吸引学生党员，难以调动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学生党员主体性、创造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在学生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上，学生党员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往往是上级党组织下达活动任务，学生党支部执行；上级党支部布置学习理论，学生党支部开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中的挑战与变革
邱晓玫 （福建省闽江学院 350108）
美”“壮美”（即“崇高”），也可以是“不美者”，而“不美”的“第一形式”如果经过“第二形式”的改造，则可以成为“美”，如“古雅”。这即是说，“第二形式”成了“美”的来源。如普通的朋友聚会在孟浩然的那里呈现出了“美”的诗歌，河里普通的鱼虾在齐白石笔下成了一幅“美”的图画。因此，和康德的“艺术天才论”不同，王国维认为，“美”可以经由后天的学识及人格的修炼而制造出来。这种“第二形式”的美形成中国众多诗学范畴，如“神”“气”“味”“韵”等。而最能代表王国维“美在于形式”的表达，则是《人间词话》中“境界”。“境界”论虽然从唐朝以来就有人不断对其做论述，但直到王国维才明确地赋予了其美学内涵。“境界”是意与境（情与景）的浑然一体，是物与我的统一；要创造高品质的境界，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
出乎其外”；而且虽然境界有大小，但不因此分高下。境界的要义在于能实现对自然人生的“热心的游戏”，即以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国维结合本民族的艺术实践和艺术遗产进行的美学思考。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王国维和康德在“形式美”上的异同，而这种异同开通了后来中西现代美学发展的不同路径。通过对“纯粹美”的强调，康德直接影响了唯美主义思潮的出现。唯美主义认为艺术和美是纯粹的，与真理和道德无关，他
们强调艺术形式， 追求纯粹的美，以唯美主义为起点的形式论到20世纪的现代文论更是发展到极致。而王国维通过“境界”的论述，一方面赋予康德的审美形式观念以传统中国诗歌意象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把“意象”提升为具有普遍形式意义的艺术本体的审美对象。这样，由王国维开创的这种美学思路，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的发挥，中国美学确立了境界（意象）作为艺术本体的观念，使中国美学获得了自身形而上的基点，既以西方美学为启发和参照，又能自成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现代论坛[2]王国维著.聂振赋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王国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周宪著.《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4]李建盛著.《后现代美学转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年作者简介：
武瑾，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 2009级硕士生。
综合学术论坛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