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收稿日期：2020-10-04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社基金一般项目（19JYB014），北京开放大学校级项目（TDJS-2020004）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模糊、粗放、笼统的传统治理短板，受制于共同体困境、居委会困境及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等多重因素。后疫情时代的城市社区侧重于精准治理范式转向，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核心既要求解决社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更加强调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建立党建精准引领机制、治理主体精准协同机制、社区居民精准赋能机制和信息科技精准支撑机制，可进一步明确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精准治理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后疫情时代；精准面向；核心价值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017(2021)
03-0037-04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着力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
子。”[1]
城市治理的基础在社区，社区精准治理是
城市治理精准化的战略选择。2020年伊始，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社区成为城市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面对传统矛盾和新生问题的叠加演变，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模糊、粗放、笼统的传统治理短板。伴随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后疫情时代系统出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治理的薄弱环节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路径，
实现社区治理效果的最优化。
一、疫情防控中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
三重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不仅挑战政府治理能力，也对社会治理能力进行了全面检验。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城市社区在发挥全局性、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以下治理困境。
（一）共同体困境
伴随我国社会管理模式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变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目标不明确、“行政化”现象突出、社区“碎片化”和“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社区居民归属感、认同感淡化，社区建设更加偏重于物质保障和秩序完善，从而忽略了
陈岩
（北京开放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对社区精神的塑造，社区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社区共同体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条件。“实践表明，只有真正
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才能在应急状态下共克时艰、同舟共济冶[2]。此次疫情中，社区治理共同体虽被赋予“主体合作、阻断聚集、信息共享、心理互助、互惠互助”等功能特征，但依然存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不足、社会协同不够充分等问题。疫情防控志愿者多由社区党员、楼门组长、网格协助员、退休干部等部分社区成员组成，多数社区成员面对疫情防控实战的复杂性望而却步，居民互助机制缺乏。受时间、人力、技术等条件约束，社会组织、商户等社区社会力量联动程度有限，在人员分类排查、政策法规宣传、困难居民帮扶等协同行动中资源整合效果不佳。
（二）居委会困境
长期以来，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错位，导致“社区行政化”彩浓厚。社区居委会本应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众性自治组织”，却在实际运行中成为街道办事处下面的一级政府机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城市社区工作者承担了政府部门全部下沉的行政事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履行多重日常管理职能的同时，社区工作者还要承担返程人员登记、疑似人员摸排、防疫物资发放、隔离人员的服务、弱势体人员的照顾等繁重的防控任务。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还要应对各部门条条块块的检查评估，不乏出现“纸上防疫”“表格防疫”“开会防疫”等现象。超负荷的社区防控工作运转也暴露出社区工作者知识与能力不相匹配的现实短板。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专业知识，缺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训练，在疫情防控中反应行动迟缓，呈现出治理方式方法不足以及应用不佳等问题。
(三)公共服务供给困境
疫情防控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出“高效率
识别”“高危预警排查”“社区疫情动态跟踪”等具体要求。因长期缺乏参与意识，同时受利益表达渠道所限，社区居民往往对社区公共服务类型、数量、服务方式等表现出“被动表达”“不充分表达”以及“不实表达”，社区社会组织在整合表达居民需求及承接专业化公共服务方面呈现出角功能薄弱，因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决策者难以做出精准判断。此外，绩效评估体系尚待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决定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影响供给决策主体的决策输出。当前，评估指标体系不够全面科学；评估主体以行政部门为主，第三方评估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评估多沿用“运动式”“评比式”方法，评估效率有待提升。疫情防控初期，独居老人、露宿者、残障人士、失亲儿童等弱势人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相对缺失，针对社区居民表现出的疫情防控知识盲点与行动短板，缺少个性化服务支持。此外，大数据精准应用是社区疫情防控服务供给的支撑。多数社区对常住居民及流动人口的信息依然采取原始的人工采集方式，且分散于不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企业的信息资源缺乏整合共享及有序流动。
二、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精准治理的核心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社区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也是推动社区治理范式转向的契机。与传统社区治理范式呈现的简单化、笼统化、模糊化相比，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应侧重“需求驱动和技术驱动共同作用下的精
准化转向，即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过协商民主，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工具精准识别社区公共需求并精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推动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环境更加适应”[3]。
(一)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精准治理的核心价值内涵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充分印证了我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
2021·03
心”的价值立场，也将其直接贯穿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后疫情时代，能否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赋予社区治理灵魂性根基，决定着社区治理发展的方向、重心与次序。“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具体到社区精准治理体系，意味着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增进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精准匹配社区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等治理结构要素，在治理目标价值判断、治理主体角界定和职责分工、治理工具价值选择以及治理效果价值评估等方面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核心要义[4]。
(二)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精准治理的核心价值要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精准治理要求解决社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应关注治理目标价值的合理性，将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首要价值。从面向社区居民共性需求的规模化、无差别治理转向面对个体需求的个性化、适应性治理，更加关注居民利益诉求引发的社区风险隐患与风险挑战。从以稳定、服从和冲突消除为主导转向以关注社区价值、社区体价值和社区居民个体价值为主导，目标价值判断应该更加关注以居民满意度为中心的社区资源整合，从以单一主体资源供给为主转向行政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整合基础上的精准协同供给，并且更加突出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精准链接。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精准治理强调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更加关注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在治理过程中为居民赋权增能，促进其全面发展。只有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其公共责任，才能有效促进社区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因此，要关注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的精准议事协商机制，提高居民议事协商能力，向居民问计谋划创新路径，由居民参与评判衡量创新成效，从而保障社区公共问题精准界定。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育本土化社区自组织，吸纳专业化社会组织，建构起社区精准治理的知识共同体，确保社区精准施策。
三、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精准治理的实践路径
后疫情时代，建立起有效的党建精准引领机制、治理主体精准协同机制、社区居民精准赋能机制以及信息科技精准支撑机制，可推动城市社区精准治理实践，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
(一)坚持党建精准引领机制
党建引领是确保社区治理方向的重要保障。基层党组织瞄准重要紧迫性问题主动发力，发挥行政职能部门权力下沉、资源集中供给的优势，使人、财、物等资源精准运转起来。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市的“双报到”机制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职党员接受街乡和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调度，被编入社区工作团队，大幅度充实了社区力量。精准发挥党建的组织引领功能，统筹社区、驻区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全面整合区域化党建。探索适合社区治理需求的项目运行、结对共建、人才联育方式，增进党之间、党组织之间、党员之间的精准互动。以党建引领精准培育社会组织。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特别需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彰显专业优势；整合服务范围相近、服务内容相似的社区自组织，优化放大系统效应；实施社区自组织分类精细化管理，确立阶段性培育重点，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服务。
(二)加强治理主体精准协同机制
创设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社区治理生态离不开治理主体的精准协同。突出政府的“元治理”角，加强统筹协调，有效平衡治理主体间责任、资源和利益关系，制定包括调整价值观、建立信任、构建激励机制、测评绩效、共担风险及构建治理文化等在内的责任关键领域目标，通过
2021·03
建章立制进一步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各自承担的责任范围和服务供给限度，最大程度地避免责任模糊化。将此次疫情防控中建立的“社区+物业+自治委员会”“干部+党员+众”“网格员+志愿者+众”等联动机制建成长效机制，创新共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方式方法，挖掘整合社区精英、社区积极分子等人才资源，包括作为政策上传下达中介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社区自组织负责人与业务骨干以及拥有较强志愿精神、专业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的社区志愿者。加大社区工作者培训力度，提高其依法治理能力、发展创新能力和学习实践能力。建立以众满意度为导向的社区工作者评价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三)完善居民精准赋能机制
对社区居民精准赋能，有助于唤醒居民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为其提供全面发展的能力理念、策略与技巧。通过“微治理”主导社区治理向院落、楼栋和单元下沉覆盖，以“微单元”“微参与”“微项目”等方式完善目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建立居民精准赋能机制，要持续推动以社区精英为重要参与力量的社区协商民主机制，优化社区党建联席会、民主恳谈会、民情议事会、百姓议事厅等社区协商民主规则，引导社区居民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培养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协商解决涉及社区风险的重要事项以及关乎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5]。此外，突出社区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
现代论坛精准治理体系。以社区教育项目为载体，推动社区教育精准供给，培养社区居民的政治判断和伦理思辨能力，塑造社区居民的民主习惯及参与理念。
(四)完善信息科技精准支撑机制
随着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数据治国”将主导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信息科技精准支撑主要表现在拓宽社区数字协商民主渠道、完善社区服务平台及移动终端设计、实现线上民主与线下民主的精准互动和促进协商主体始终保持对社区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方面。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各地社区不乏线上服务的成功经验。北京市朝阳区设计开展了一系列包括社区工作者线上培训、网上居民活动、线上平台课程、线上邻里学堂、线上家庭教育服务等在内的服务活动，丰富了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后疫情时代，应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继续挖掘大数据价值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智慧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整合共享社区居民信息、服务资源信息及驻区企业信息等方式，建立集党建服务、物业服务、社区公共服务于一体的智能管理服务创新系统，确立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标准和规范，瞄准服务需求，细化服务清单，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推动智慧社区试点，遴选培育一批可示范、可推广的智慧社区服务品牌项目，探索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模式，发挥项目的区域辐射作用，同时做好大数据支撑下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1]容志.以基层治理完善夯实社区防疫共同体[J].人民论坛,2020
(Z1)：97-99.
[2]李严昌.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5）：76-84.[3]徐增阳，张磊.公共服务精准化：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J].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9-27.
[4]关于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6-13
（1）.
责任编辑刘钊
2021·03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