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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波
摘
要：新发展理念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遵循，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方向引
领作用。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运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是对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的系统性思考、科学性指向，具有价值超越、制度超越、现实超越的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解构新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关键词：新发展理念；引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沈建波，国家税务总局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扬州225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4BKS037）、2020年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科研专项资助项目“新时代税务领导力与税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成果。DOI ：10.dj.2020.19.006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0）10-0028-06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遵循，对于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唯有践行新发展理念，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发展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唯一出路，而改革面临的复杂性却前所未有，因此，改革必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从社会需求的变化出发，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需要我们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趋势，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意蕴。
一、新发展理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特标志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
同的内容。”[1]（P873）
新发展理念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国家治理观、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
时代问题为根本导向，在“理论—实践—理论”的归纳演绎中凸显其固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现实指向性。
1.新发展理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时俱进
的理论创新。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完善。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唯物辩证法强调，把“实践当做历史
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
辩证法”[2]（P61）
。正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
践中，新发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的世界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不能不顾一切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总量，而要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过去一些地方只注重追求经济增长的总量，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违背了“道法自然”这个基本法则，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新发展理念有机地将人与社会、自然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系统地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理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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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和创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中国传统智慧，也继承和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灵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第一位，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协调”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体现了公平性、充分性、平衡性等多维度发展原则，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轴心”。“绿”关乎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生地发展，更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它植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中，推动形成绿的经
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是建设美好生活的必然遵循。“开放”指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发展，更好地使“中国之治”融入全球治理变革。“共享”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能否和谐共处，强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这个目的，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社会秩序保持良性发展。这五大理念是一个互相联系、统筹兼顾、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之治”迈向“强国之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有利于把我国的理论创新优势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必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新发展理念形
成的现实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在国家治理实践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精准脱贫与全面小康、发展方式与发展质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统一；政治方面，政府与市场发挥
的作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仍然存在制约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文化方面，中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社会方面，中西部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文明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资源约束趋紧、环境破坏严重，
人们贯彻绿发展理念的主观能动性仍需进一步提高；融合发展方面，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有待深度融合。在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下，这些矛盾呈现出网络化、复杂化和系统化的趋势，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依赖一套系统化、整体性的科学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深层次变革。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要有科学而精准的认知，既要看到矛盾给发展带来的阻力，也要看到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践行新发展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将人、社会、自然三者相互关联起来的系统性概念，也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共识而汇聚起来的整体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之制”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民本日益凸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五湖四海，紧紧相连。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聚沙成塔、积水成渊”的举国体制，无不让许多国家和民族惊叹。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领域发挥作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这种比例失衡或者功能缺位已经对我国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生了严重阻碍。如果不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些矛盾和问题势必会影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发展理念正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金钥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
的”[3]（P236）
。新发展理念不仅对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摒弃了不合时宜的发展观念，打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对立的发展状态，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客观依据。
3.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治本之举。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许
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短板”和“瓶颈”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相当突出，需要科学理论作为实践支撑。新发展理念是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一整套根本原则。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施的治理方略，它注重发挥来自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系统的、整体的、协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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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力量，表现为一种更加科学的治理方式，从“管治”转向“善治”，从“治标”转向“治本”，从“求稳”转向“提升”，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良性的合理区间内运行。
现代论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治理观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逐步由单向度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治理新形态。随着每个不同发展阶段历史条件和治理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发展理念也相应地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中国能有今日之成就，绝非偶然。“中国之治”始终坚持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主要表现在：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直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善治”中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不断增强，党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新发展理念主导了“中国之治”的规制与实践，涵盖了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速度”“质量”与“效益”的关系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多个方面，形成了顶层设计与经济基础之间的高度契合。
二、新发展理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时代化的重要法宝
发展理念、治理实践是“二位一体”的逻辑体系，是实现国家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共同擘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图景。发展理念的建构与创新具有客观规定性，并非都是基于对治理实践与治理现象的直接观察，甚至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借助于继承那些已经被历史考证过的经验或做法，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治理实践相结合再实现创新发展。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基于现代化思维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全新建构，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新发展理念为确保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
战略指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交汇点上，要深刻理
解新发展理念所蕴藏的中国价值，把握“中国之治”的战略逻辑与实践逻辑，增强价值自信，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开辟新的发展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逻辑与实践逻辑，即由“创新、协调、绿、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指导社会的多元共治，通过政府引导有效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活力与内生动力，从而获得新的治理成效。“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引擎，在新发展理念的整体价值体系中居于首位，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协调”“绿”“开放”分别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有序的发展，是联结“创新”与“共享”之间的“桥梁”。
“共享”关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公平正义，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目标与归宿。简而言之，新发展理念是科学应对和把握国家治理变革中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诸多矛盾的针对性策略，既是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指导思想，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新发展理念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制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中到了平衡点。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新发展理念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发展共识。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危机时代。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带来的危机，如果我们对未知领域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知，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危机时代风险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加剧。面对世界共同发展难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中国同样面临多重发展困境，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却能顺势而为有效地转危为机，并且统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协同发展，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世界的宁静，给人类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对这场未知的新型病毒带来的危机处置果断、迅速且有效，这不仅得益于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应对危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得益于我国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韧性与潜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
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P49）。西
方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陷于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带来的重大社会风险，人们也关切西方世界能否妥善应对或自我修复。当前“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之治”的经验为西方提供了实践范式。
2.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深度契合。新发展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基本思想，又赋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鲜明的时代特。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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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境界，成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指导和实践指南，也是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法宝。从谋划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看，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在于：一是加强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把握，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综合协调，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各个领域改革的顺利推进；二是强化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对每一个领域的改革抓实抓细，使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机制更加有力有效；三是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对各个领域综合施治、协同推进；四是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强化国家治理实践的统筹规划和改革的顶层推进。发展理念总是和发展实践有着必然的内
在联系，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深化。
什么是科学的治理范式？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中国之治”的成功主要在于它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在西方，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化的过程，其经济发展主要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只有在社会治理面临整体安全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强化自己的作用。但在中国却大有不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有着清醒的定位，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又要积极主动作为。实际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现实的、动态的、具体的相互作用。[5]“中国之治”最大的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正确方向和遵循科学的实践范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在所有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去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之外，更要重视社会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也是国家治理的方式与策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度契合。“中国之治”的独特范式具有多维性和整体性，这与新发展理念内在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深度契合。“中国之治”将推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繁荣紧密相连，也与新发展理念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普适性深度契合。
3.新发展理念必将引领新时代国家治理变革的
光明前景。理念引领未来，实践决定认识。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国家治理变革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握了新时代发展趋势，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践行新发展理念，不仅有利于中国发展，也
有利于世界繁荣。当前，世界各国几乎都遭遇了共性化的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方式，在全球化框架内讨论新发展理念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新发展理念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民都对和平、发展、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孜孜以求。中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秉持合作共赢、利益共生和责任共担的价值理念，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以此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基于人们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达成的发展共识，旨在谋求和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切身利益。它揭示了人的类本质，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某些规范维度的理解，意味着健康的人类社会秩序离不开善与正义的道德伦理，这是国家之间彼此影响的天然关系网——这种关系经常相互交织并且相互影响，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6]（P3）共同体在今天的流行，可以被看作人们对于因全球化而产生并加剧的团结和归属危机的一种回应。[7]（P1-2）
2020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底
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如今，全球范围内充斥着各种不和谐因素，每个国家的治理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与挑战。人类共处于一个“地球村”，需要建构一种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联系或交往模式，提高自己与相关国家的凝聚力和友善程度。首先，发展理念一定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才能顺应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理念却往往受限于某些国家自己的治理范式。一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所谓“自由主义”的旗号肆意横行，已经走向开放、共享的反面，如此必将难以适应全球治理变革的发展要求。其次，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
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P155）
。这种批判的、革命的
本质，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批判勇气。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旧传统旧观念，推动事物的发展。再次，发展理念必须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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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至关重要，绝不能将资本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本末倒置，而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树立正确的“人民观”，汇聚人民力量，激发强大动力，推进伟大事业。
三、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国家治理范式的转型与变革
以理念引领改革，以改革驱动发展。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国家治理范式的特点是“实质上坚决，形式
上温和”[9]（P17）
，即把国家治理变革的实践性和战略的
灵活性相结合，破解国家治理的困境，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与变革。
1.加大政策调节力度，补齐制度短板。以“制”
促“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有力支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
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制度能力”，要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制度现代化”。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何，关键在制度能力。制度能力的差异往往会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的差异，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制度能力，这其中蕴藏着经济社会能否高质量发展的秘密。制度现代化的关键点就是建立在制度自信基础之上的制度能力。这种制度能力是建立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基础之上的，并非政治、经济或社会治理某个方面单一的制度能力，而是依据复杂治理对象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制度合力。它既能洞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有利于优化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而使制度在推进治理现代化中发挥其固有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从高位运行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制度现代化方面成效卓著，但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滞后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尤其要立足当前、放眼长远，针对国家治理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不足，补齐制度短板，大力推进制度变革，推进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推动制度变革、完善制度体系对于提升治理效能意义重大。从实践来看，我国的“制度”与“治理”一脉相连，没有好的制度体系，就谈不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变化都离不开制度变革，它们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适应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及改革需求。特定的制度
模式只能适应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的制度建设也在推进制度现代化的“变”与“不变”中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如果制度变革跟不上社会转型的发
展需要，发展理念长期落后于治理实践，就有可能出现制度滞后的痼疾并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我国之所以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变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痹症，及时补齐制度短板，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家治理实践来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依赖政策性调整，在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上加大政策调节力度，又要在补齐制度短板的过程中践行新发展理念。2.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关键领域治理能力布
局。古人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
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基础。问题在哪里，治理就应当深入到哪里。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涉及基本的民生问题，而且涉及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关键领域治理能力布局，不断强化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认同与自觉践行。那么，何为关键领域？如何优化关键领域治理能力布局？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要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抓住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关键，比如政治领域治理能力布局的关键就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经济领域治理能力布局的关键就是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运用新发展理念的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行了梳理、整合，并结合新时代特点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拓展深化，鲜明地阐释了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十三个显著
优势，这些优势都与我国在关键领域的治理能力布局息息相关。在面临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坚持问题导向尤为重要，我们既要看到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破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使命，又要认识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改革的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凸显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不仅要求我们党全面施治、精准施策，还要求我们党提升制度能力和治理能力，全面、及时、客观地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变革。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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