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作者：万海远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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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当前我国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高的时代要求，未来要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共享性增长方式，更好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重点瞄准收入差距短板，提升政策再分配效果，坚持对资本的适度管制政策。
    【关键词】共同富裕　现代化　收入分配　资本管制
    【中图分类号】F124；D61 【文献标识码】A
    文_ 万海远
现代论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强调要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首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列入党的全会文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目标。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到全面实现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更高要求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期待。随着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进一步对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
    一是共同富裕内涵更加丰富。过去我国处在较低收入国家行列时，小康目标更多聚焦于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指标。随着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等也应成为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这就要求今后要进一步把收入扩大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范畴，把视角放宽到与医疗、养老等与居民收支紧密相关的大分配领域，同时早期难以兼顾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工公共服务等，也应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中有更加实质性的体现。
    二是共同富裕目标更加清晰具体。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其本质内涵不变，但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更加清晰具体。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提出到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不仅要求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而且也要求解决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到2035年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在三个五年规划时期内，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主要问题，要求明显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人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中等收入体，明确主要抓手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来推进共同富裕。 
    三是需要谋划由先富到共富的战略转换。近年来，我国城镇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财产存量在不同人间的分布差距较大，收入流动性有所下降，收入分配问题已在局部领域影响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亟须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突出的问题来解决。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会带来高收入体储蓄率上升，也会导致低收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影响以居民消费为核心的国内大循环。因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后，需要谋划由先富到共富的战略转换。按照关于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就要“反过来……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按照的战略设计，目前由先富到共富战略性转换的必要性明显增加，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在党的全会文件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要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目标。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共同富裕本质上包含国民的“总体富裕”和全体人民共同的“共享富裕”两个方面，这分别对应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此相对应，在实践中这与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紧密相连，一般用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中等收入者占比、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和居民收入流动性等指标来综合判断。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居民收入极大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很低，1949年城乡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仅为95元和44元（下面以1949年为基期调整），到1977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分别提高到259元和88元。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则经历了持续强劲增长，到2019年城乡人均实际收入分别达到4157元和1572元。1949—201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6%和5.2%，在1978—2019年间的年均实际增速更是达到超高的7.4%和7.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趋势显著，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强劲的增长时期之一。 
    二是城乡间收入差距持续显著下降。研究发现，城乡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体来源，通常能解
释总体收入差距的50%以上。但从2009年之后，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我国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来源开始出现松动，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十连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由2009年的3.3倍连续下降到2019年的2.6倍。目前我国城乡二元分割显著下降，预期未来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望继续下降。 
    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得到有效遏制。200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较高的0.491，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则显著下降，到2019年基尼系数为0.465，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有明显下降，目前基本稳定保持在0.47以内。这表明收入差距得到有效遏制，居民总体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
    四是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趋势得到扭转。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一定提高，2012年基本恢复至2004年的水平，打破了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2018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为51.7%。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中小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策扶持，为企业给职工让利留出空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将继续好转，而且近年来随着政府惠及民生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高。 
    五是中等收入者比重明显扩大。综合考虑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相结合的方法，若利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当年收入中位数的66.6%~200%作为同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定义的下限和上限，根据研究发现，2007
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约为20%左右，到2018年达到30%左右，绝对规模超过4亿，目前已具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体。考虑到我国最早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走出来，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我国经济相对增长速度会大幅提高，预计到2035年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望接近50%，届时中等收入者规模将可能超过7亿人。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值得更大期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尤其是增加财政资源投入，在初次分配中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着力提升低收入体收入，同时提出要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等，因此共同富裕值得更大期待。
    一是公共政策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市场化收入差距持续高位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2009年起已出现总体下降趋势。从近年来收入差距走向看，2009年之后由于各种惠农政策和对低收入体的保护，特别是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大规模减贫措施的实施，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水平逐年缩小，这表明过去一系列“提低、扩中和限高”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干预了收入分配状况，成为限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是当前再分配政策还具有很大的调节空间。我国在过去几年出台了多项收入再分配政策，这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然而相比其他国家来说，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仍显不足。目前财税和社
会保障等各种公共政策只减少了初次分配差距的12%左右，也就是说基尼系数由于再分配政策只降低了12%，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40%左右，两者存在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收入差距下降仍有较大的可能。 
    三是未来公共政策将更加偏向民生领域。从党的十八大启动336项改革措施以来，涉及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已逐渐实施，如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对非法所得的反腐败行动等都起到有效“调高”作用。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脱帽不脱政策”的减贫措施、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保标准等政策也会起到明显的“提低”作用。而且在改革措施已显现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在未来几年还会有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出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政府支出将更加偏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再分配政策的调节效果。因此，可以预见未来收入分配差距难以呈现显著上升态势。 
    四、实现共同富裕需把握的重要方向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所在。未来要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还需要把握两个重要方向。
    一是坚持共享性增长方式。过去我国经济总体上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的发展道路，为实现工业化长期实行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通过压低劳动报酬、压低消费来保证高投资率，由此获得资本积累并保持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劳动报酬比例长期偏低，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持
续存在，居民收入总体上并没有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我们要达到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下，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更多地为人民共享。这种“共享性增长”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要增长，即要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二是增长要有包容性，即采取居民有较强获得性的增长方式，让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三是注重共享性增长，即注重让弱势体能更多地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也同样要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采用共享性增长方式、注重居民获得感、侧重穷人偏向性，由此更有效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优势。近年来，虽然我国资本产出比确实呈上升趋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水平却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虽然经济的初次分配差距在扩大，但是由于政策的强力调节，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有显著改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具备大政府强力调节收入分配的条件。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收入再分配，这种集中化的改造与动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占比高的优势，可以在调节贫富差距这样的社会公共产品上发挥明显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布局、改善国有资本结构、推动国有资本流动、促进国有资本增值，这可以有效聚集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明显提高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尤其是让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公共品责任，划转更多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把更高比例的企业国有股权划转养老保险等政策，可以更加直接地作用于收入分配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