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术读后感
一旦选定你的职业，你必须全身心投入你的工作，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你必须毫无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就是成功的秘诀。”——《寿司之神》
秋山利辉是近期在中国人气最高的日本匠人。他27岁时创办“秋山木工”，这一生中做过的最受推崇、同时也备受质疑的事，便是在自己公司附属的“秋山学校”推行严苛的学徒制度。
被录取的学徒，入学10天内无论男女都要留光头；此后，不许用手机；除了8月盂兰盆节和正月共10天假期，不准见家人；禁止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刻开除）；禁止挑食（因为挑食的人往往会挑人、挑工作）；禁止接受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及零花钱（用自己辛苦挣得的薪水去买被视为“木匠生命”工具才会感动）；每天早会集体高喊“匠人须知30条”，等等。学满8年，才能出师。满师后的学徒——这时候可以称为“工匠”了——立刻被赶出公司，放他们出去独立闯荡。
秋山的匠人哲学是：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术。因此，他的学徒制要培养的不是“能干的工匠”，而是“有修为、素养高的工匠”，懂得关爱别人、尊重别人、替别人着想。“如果有了这种人性的东西，就会进入高峰，如果只是技能上突破的话，是没有神明帮助的，因为没有德
行，就会有局限。所以说，真正顶尖的人、大师级的人，都是‘德’在前面。”他甚至会引用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里的一句话来说明：见自我、然后见天地、最后见众生。
该书出版人、活字文化董事长董秀玉表示：“匠人精神本身讲的不是技术，而是从事这个工作怎么尊重这项工作，先做人做好了，再说这项工作。这不光对匠人，对我们都有用，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种职人精神，赋予了“日本制造”某种神圣的光环。
日本是名副其实的“匠人之国”。匠人在日本称为“職人（しょくにん）”，指的是“工匠”，或更进一步的“行家”。在日本人眼中，有一技之长、富有技巧的人就是“匠”，“職人”则强调其职业性、行家性质。换言之，后者比前者强。
描述“职人精神”一向是日本文艺作品热衷的题材。以当红女作家三浦紫苑为例，在她的数部作品中，都体现了既执着又专注的职人精神：《编舟记》中，马缔光也和同事们沉下心来，用二十年时间编一部字典；《哪啊哪啊～神去村》中，平野勇气选择了一般年轻人望而却步的伐木业，并从一枚菜鸟成长为合格的伐木工；在《多田便利屋》中，即便是看起来废废的
多田，也有着作为便利屋老板的职业精神——哪怕客户委托他记录一天内公交车到站的班次，他也一丝不苟做好，还顺带帮别人把院子扫干净。他们的工作，看上去既琐碎又乏味，却是日本文化所推崇的。
正是因为这种职人精神，赋予了“日本制造”某种神圣的光环——“德国制造”获得世界性声誉也是同样的道理。
学者辉格在《沐猿而冠》中写道：“在专业价值观上，中国和日本恰好处于两个极端。日本的匠人文化可谓专业价值观的典范，而在士大夫文化中，‘匠人’是个贬义词。在日本，即便是一些不入流的行业，照样可以做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在中国，即便那些戴着专家头衔，被认为很体面的行当，也普遍缺乏专业精神。”
辉格进一步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反差的最明显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的不同：
“古代日本贵族实力强大，等级森严，奈良时代虽一度模仿唐朝推行科举，但影响很小并很快荒废，百年内所取进士只有数十人。没有科举系统或周期性王朝更替所创造的流动性，各阶层只能安于由出身所给定的职业身份，长此以往，各阶层和各行业便形成自己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个人在其中追求完善和提升。”
“匠人精神的一个要点是，少问‘why’多问‘how’，在追问链条上别走太远，及早接受某些使命为自己‘分内’之事并努力将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连串追问以构建一套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奉行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态度的民族，比较容易在上层价值取向被完全替换之后，迅速为自己重新到‘分内使命’，并以同样的专业精神去加以执行。”
也就是说，在阶层固化的时代里，在资源贫瘠的环境中，这种精神能够带给人慰藉，让人安于无可改变的现状，并在工作中获得某种神圣感、满足感。这就是日本职人文化兴盛的历史原因。
转子发动机
20世纪50年代，日本迅速从二战后的一片死气中复活，并开始缔造“日本制造”的美名，便是因为职人文化背景发挥了作用。
1988年，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特和太太受邀访问解体前夕的苏联。他们得到了参观莫斯科郊区的机会，桑内特发现，这些住宅小区的设计不错，但“政府一直无法命令工人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桑内特问起这些建筑为何如此破败，导游回答：“人们——总体而言——并不在乎，他们失去了责任心。”
理查德桑内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
在苏联，“为了祖国好好工作”的道德命令失效了；但桑内特发现，就在苏联江河日下的那几十年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日本却蒸蒸日上。“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展现出了在生产中创新的能力，让该国从二战后一片死气中复活过来。比如说在20世纪 50年代，日本人大规模地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制造出价廉物美的汽车、收音机和录音机，还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钢和铝材。”
桑内特说，“严格按照高标准工作在这些年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觉”——日本的汽车产业就在那些年里崛起，其中包括以匠人精神著称的马自达。
马自达博物馆的“魂动”设计展区。在马自达的设计环节，有大量手工制作的加入，而油泥模型师一直被视为设计师的重要伙伴。他们认为，只有实体的设计模型，才能展现出不同角度的光影变化，这是平面或电脑设计不能展示的。左上图即为马自达魂动设计的首款量产车型CX-5的油泥模型。
马自达的迅猛发展，始于1961年与德国NSU公司、汪克尔公司开始转子发动机技术合作。取得转子发动机生产权后，马自达人对它进行了技术改进，研制出电子控制6进气口的转子发动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马自达的黄金时代，有数据显示：从1967年到1979年，马自达
累计生产马自达轿车1000万辆。
铃木正三所说的“农业则（即）佛行”，如果套用到马自达身上，应该是“工业即佛行”——工业正是马自达自松田重次郎以来的最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