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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打蜡的好处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
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
汽车政策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 美亚奇骏
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
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传媒所有制问题（即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归谁所有）、媒介制度（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公共性）、媒介权力问题（即谁在掌握着又是如何操作着媒介权力）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政治改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信息的公开与否，一个社会开明、进步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与媒介制度息息相关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评话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比如，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等。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3]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具有先天的参与政治的冲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认为媒介文化是普罗大众在利用传播媒体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
媒介文化就是大众在利用媒介的时候自己解释出来的文化，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先入为主的文化。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观点更加鼓吹一种“抗争”功能，费斯克甚至提出了一种“符号民主”的观点。虽然后来学者对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观点颇有微辞，说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文化民粹主义”（或曰“文化平民主义”）。
如果说法兰克福的政治理想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理想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动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的自成一格，形成了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鲜明特。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例如哈贝马斯是德国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无疑具有很深的历史学特；同时又把公共领域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使得其研究视野无所不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
、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研究的一大特，它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动员了多种理论用来研究文化现象，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特别是以莫利开始的民族志方法论实践，把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有了充分而又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后来的费斯克的文本解读实践更是把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之中去，比如他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摇滚乐等等的解读，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畴。
二、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的不同之处
1、研究视角与旨趣的不同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在研究视角上做了一个比较，笔者甚为赞同，他说：“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它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还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 [4]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法西斯猖獗的年代，理论上比较关心媒介文化的压制功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时代，研究者更加强调媒介文化的抗争功能。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着力点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则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收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进行宏大批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学派则是对受众的微观实践进行考察；前者重宏观审视，并无个体概念，后者则重个体体验，侧重微观文本分析。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视角和旨趣上的根本不同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诚如阿多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的：用‘文化工业’取
小区内僵尸车归什么部门处理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 [5] 本雅明的技术复制文化理论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揭露了机械复制技术对“韵味”的戕害。哈贝马斯所批判的转型了的公共领域其实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相互夹击的结果。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是外力对媒介的“收编”功能。 与之观点相对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认为，媒介文化是大众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包含着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抗争。霍尔的三种解码实践做出了一个三分法的理论假设，被其后的莫利等学者加以实证证明。费斯克的快感理论无疑更加关注受众对媒介的利用或者“挪用”，用自己的亚文化解码方式来解释、歪曲、挪用、或颠覆、革新既有的媒介权力意识形态，这都无疑是种关乎“反抗”的媒介文化视点。
2、截然不同的受众观
奇瑞s18d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立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包括媒介文化生产）对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其前提假设是：大众是铁板
一块的，是被动的客体，从而忽略了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促使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开始关注媒介文化生产中的能动力量。“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且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 [6] 这实际是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受众的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所鞭笞的是媒介文化的同质性和商业化。诚如史蒂文森所说：“商业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内在的批判潜能，而且仰仗于被动的受众。” [7] 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眼中，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受众为消极、被动的靶子，是孤独的人。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其实是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表述。在这个时代，国家和巨无霸似的公司操纵着经济，个体在两者的控制下臣服。这是一个以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为特征的大众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从这种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中产生了一个“大众社会”，并造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个体的终结”。史蒂文森指出：“早期和晚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均设想，各媒介产业消除了批评的各种基础，因为这些产业霸权地将民众捆绑于现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文化被磨去棱角的描述，可以与哈贝马斯对不允许具有批判性论辩形式存在的文化的阐述相媲美。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将受众还原为冷漠的烂土豆，而且过高地估
计了媒介对通过霸权式的话语来再生产不对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责任。”[8]
与之相反，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不但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还把受众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肯定了受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他们注意到了受众在文化的传播中具有能动的作用，认为置身于大众文化之中的受众并不是完全被控制的，不是原子状态的铁板一块，也不是一个被魔弹一击便倒地不起的靶子，他们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受众已经设计出如何回避符号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方法，因为这些企图让他们收看完强制性的广告插播。为了回避这些企图，可以选择另一频道、在播放商业节目时沏一杯茶或者按录像带上的快速转带键。” [9] 霍尔认为，媒介文本是公开、开放的文本，受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却可以参与文本的解读，从而能通过解码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费斯克的理论中更加体现了这一主动的生产性受众的观点。在费斯克眼中，一个好的受众都是“游击队员”，他们施行的是“有啥用啥”（其他学者又译为“怎么都行”、或“权且利用”、或“周旋”、或“将就”、或“为我所用”等）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do）)。有人总结到：这种周旋既不是激进的对抗或者拒绝，也不是全盘的认同与臣服，而是在斗争中有妥协，且进且退，进中有退，退中有进，进退自如。费斯克认为，受众主动采取游击战术，从大众传媒资源中获取了自己的意
义，创建了自己的文化，有效地避免了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俘虏，这就是生产性受众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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