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中，以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定位财政，赋予了财政以“现代是哪个国家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那么，为什么是财政而非其他别的什么范畴获得如此的定位呢？这是需要深刻领会和系统把握的。
之所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因为，在任何经济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的主体都是政府，财政则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所在。这个道理不难解释。
政府做任何事或从事任何活动，都是需要花钱的，都是要以花钱为条件的。政府所花的钱，来自于财政支出的拨付。政府要花钱，就要筹钱，就得有钱的来源。政府所筹措的钱，构成了财政收入。这一收一支之间或财政收支的过程，实际上便是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政府履行职能的活动。没有财政支出的拨付，没有财政收入的筹措，就不可能有政府职能的履行，也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实现。可以说，财政与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系绑在一起、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此其一。
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政府职能，财政职能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品质或突出特点，就在于其最具“综
合性”——覆盖全部、牵动大部。由于财政收支既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最直接的纽带，财政职能的履行，其范围，能够覆盖于所有政府职能、所有政府部门和所有政府活动领域。其触角，能够延伸至所有家庭和企业、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领域。牵住了财政职能这个牛鼻子，顺藤摸瓜，就等于抓住了政府职能履行、国家治理实现以及整个经济社会运转的全部内容。此其二。
作为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动，自然要遵从一定的制度规范来进行。围绕政府收支所形成的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它的优劣不仅直接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履行状况，而且事关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状况，进而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状况和国家治理的实现水平。所以，财政制度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息息相关。它们之间彼此依存，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只有打下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坚实基础，才可能收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果。此其三。
之所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是因为，在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诸种要素中，财政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种要素。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
第一，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尽管项目繁多，表现各异，但从大类分，无非
是“事”和“钱”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行政事务，后者主要指财政事务。与之相适应，国家治理的实现线索，无非位于两个层面：事权与财权的界定和支出责任与财力的配置。只有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权与财权界定清楚了，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支出责任和财力配置妥当了，各项政府职能的履行才可能落到实处，国家治理的相关活动才可能运行顺畅。无论是就政府职能归类的“事”和“钱”的两个方面事务而言，还是就国家治理实现的“事权与财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的两个层面线索而论，财政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支柱。
第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都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而在这方面，我们实际面临着从“事”入手还是由“钱”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两种选择。相对于各级政府之间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归属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言，有关“事”的方面即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对其的触动是直接的、正面的，有关“钱”的方面即财税管理体制的调整，对其的触动则是间接的、迂回的。显然，前者实施的难度较大，遇到的阻力因素较多。后者实施的难度和阻力，通常会弱于前者。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顺势而上，显然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职能格局的调整目标。这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也应当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柱，而且可以也应当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支柱。
第三，在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中，政府预算绝对是一个重要载体。通过政府预算治理国家，更是迄今可以观察到的有关现代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轨迹。作为政府财政收支安排的一个基本计划，政府预算反映和规定了政府在预算年度内的工作或活动范围、方向和重点。一本政府预算，就是一面反映政府工作的镜子，就是一本有关政府活动的详细记录。通过政府预算，我们可以了解政府的工作，透视国家治理的活动；作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的一个重要文件，政府预算还是人大代表和全体人民监督政府收支运作的途径和窗口。通过政府预算，我们可以评价政府收支运作的成本，考核国家治理工作或活动的绩效；作为必须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才能生效的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政府预算也是控制政府支出规模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政府预算，我们可以形成对政府支出规模和国家治理活动成本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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