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dolf Goldscheid 著 刘志广译
一、财政社会学及其重要性
国家起源于防卫目的和满足公共财政需求。这两个因素从法律上赋予国家作为社团的严格地位。因此，缺少财政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财政学没有社会学基础是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大的缺陷。只有社会学能够说明我们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决定公共需求的，并指出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公共需求的方式，以及社会模式及其演化是如何最终决定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从长期来看，一个共同体的支出和收入不可能被孤立地看待，它们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相互功能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是怎样和从何处取得收入的，我将指出你们支出预算的式样。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应用：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想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我将指出你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需要的收入，你们必须依靠哪些社会阶层以及你们所需要的行政组织的规模和类型。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间相互依赖的作用机制应该是公共财政学的基本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常有试验性的开始，但从未得到一致的延续，取而代之的只是纯粹表面化的比较，问题被搁置起来，而不管从实践上说是否更适合于减少或增加收入。在这种情
况下，公共财政学并不会对揭示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功能关系产生特别的需要。
财政②的形式总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演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税收斗争是最早的阶级斗争形式，而且即使是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精神运动，财政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伟大的宗教革命也深深根植于难以承受的税收压力。另外，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绝大部分革命的失败都可归结于相同的社会根源，那就是缺乏与胜利阶级相适应的财政政策。
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的财政问题，但它从来没有停止追问谁才是真正的国家。事实是怎样的呢？在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国家的早期阶段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看起来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外部保护、权力和部分阶级的富裕是以其他人为代价的，而这也正是贡赋制度的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公共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今天来说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实际上，就某些方面来说，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既无法忽视过去的财政条件，也无法对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事实与我们看到的相反，财政建立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上，其基础比我们今天最为发达的现代国家还要坚实，税务国家没有财产，并且总是深陷债务之中。从古代社会直至中世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财产，虽然其形式表现为国王的个人财
产。事实上，有些时候，这些财产是如此巨大，什一税、税收或者关税通常都是临时性的，通常只是作为公共财产的补充进行征集。也就是说，用来承担因为战争或战争的结果，或统治者管理不善和浪费等导致的额外开支。只是后来国家才在最好称之为渐进的"夺取国家的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其财产。夺取所有权运动距今已经很久，但它是导致同期的财政制度与那些甚至是最早的财政制度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的财政制度是非常简单的，诚实是其非常重要的象征。税收正义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产生，直到中世纪末期，特别是上世纪民主占据优势后才有使用的必要。
财政学的早期形式是家计学，后来发展为理财学。现在它坦率承认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国王财富的增值。如果那些早期的财政专家偶尔试图使国王财富的增加和人民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那也纯粹只是偶然的。最为体现这一点的是抵御外来入侵，此时国家资金是作为战争资金被使用的。而在其他时候人民却被要求并不得不为国王光彩的生活方式提供金钱。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对此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概括。虽然国王们经常肆无忌惮地挥霍其剥削来的财富，但这并不改变很长时期以来国家是富裕的这一自然的事实。在早期的古代，特别是重商主义时期都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是贫穷国家的缔造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下，国家是贫穷的。
国王与国王、国王与教会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斗争所引起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国家的这种发展，并要求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结构与之相适应。封建国家、同业公会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有通过维持经济统治、管制经济等方式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的自然倾向，从而使其能够适应新的私人财富的增加，并保持最高统治者对统治者财产的统治权。税收压力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了社会斗争最有力的动力源泉。财政剥削是除奴隶制外最古老的剥削形式，它是自由人沦为奴隶进程的开始，很多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后要接受财政剥削。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出现很久之前，财政剥削就产生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逐渐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战争和奴隶制等最古老的剥削形式，通过国王资本主义、贵族资本主义、同业公会资本主义和教会资本主义等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追溯这种发展。马克思在将公债描述为资本积累源泉时非常清楚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却未能将这一意义深远的洞察有效地纳入其整个学说体系。
国家的特征取决于财政的演化，基本民主权利的起源清晰地证明了这一论断。总体来说，当财产所有者要求有权控制税收时代议制就产生了，同时，由于只有纳税人才有权投票，公民权与税收额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财政权的约束一直延续至今，同样地，几乎所有的阶级特权都是税收特权，阶级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税收阶级。战争和权力政治的财政需求成为
社会形式的源泉，这也确认了我们的主题，即只有首先抓住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本质时，国家的法律本质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
在国家演化史中最有趣的篇章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受富裕国家保障到受贫穷国家保障这一转型阶段。在纯粹的封建国家和绝对国家里，当人们无权对财政管理产生任何影响，统治者能够以公众为代价随意挥霍和聚集财富时，公共财产仅仅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私人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自公共财产开始成为某种公共控制的主题时起，或者说是受到限制时起，任何想从经济上强化国家的做法都成为新统治者专断权力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同等的趋势结合起来导致了对国家的剥夺：一方面是国王不计后果地借钱、轻率地处置国家土地和版图，并丧失了管理公共财产和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新债主倾向于越来越多地剥削国家。于是，税务国家剥削取代了传统的国家剥削。
现代是哪个国家的 当那些在国家中最终要求更多权力的大众得到的不是富裕国家而是贫穷国家时，他们发现他们被原来对国家的幻觉蒙骗了。贫穷国家能够平静地落入人们的掌握之中，因为除了空的钱箱外，别无可求。这正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经济重要性的综合体保留至今的最深刻内涵，当穷人控制了置于贫穷国家之上的权力时，就只有关于剥夺的会议了。私人财产
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关系由此成为整个财产秩序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确定的因素了。在绝对国家，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就是国家本身，国家的财富就是他们的财富。而在宪政时期，国家和财产被分离开来。随着宪政的发展和大规模私人企业在自由经济中获得权力，那些企业家警惕地试图阻止国家在经济领域与其发生竞争。成长着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依赖他们取得收入的贫穷国家，因为这些阶级知道他们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国家拥有和不拥有金钱的基础上。但是贫穷国家的穷困最终会对生产产生制约，受贫穷折磨之国同时也象征着贫穷创造之国。
二、社会故事与现实
在支配我们时代的学说中最为天真的部分就是认为科学仅仅是揭示事物本身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就非常方便地使人免除了对财产秩序和财政制度真实效应的探寻，或者是使人免除了建立是否促进公共福利的客观标准。
设想和推断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满足人们需求的目标当然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经济体和国家并没有给出这样一个目标。与之相反的事例却是层出不穷，国家经常根本不打算实
现管理的经济化，它试图去浪费，试图剥夺一个人去满足另一个人，试图变得贫穷从而不需要给予。因此，不管专业化的科学给予经济体和国家如何正确的定义，这些定义都忽略了经济体和国家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经济体和国家的问题，从而走到了事实的反面，导致了社会科学的根本性错误。
不去探寻导致事情发生的内在原因，这在我们时代仍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人们不喜欢调查为什么事情会成为这样，也不去思考它们应该成为怎样。同理，当一个人不管面对的是何种原因与效应时，他就必须通过歪曲事实来愚弄大家。
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和财政环境互为条件的形式进行诚实、公正的研究，我们将会比运用暗含政党政治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不妥协，从而为发现客观真相设置了先期的障碍）的传统方法得到更为深刻和可信的结果。单纯根据设定的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或某种一般标准来看待国家、社会和经济组织当然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但是简单地想当然，不去证明它的客观好坏、正义与否及是否符合人类的最终目的，同样也是十分错误的。以叙述病症替代调查和治理同样是错误的。社会措施的目标完全是由给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客观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对真实目标而不是因政治性原因描绘的目标的基本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
因此，称赞封建国家、绝对君主制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优点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相信在这些社会制度中税收是正义的则是荒唐可笑的。这就像一个人可以将社会看成是乌托邦，希望其完全远离战争，但是却不能接受通过战争可以创造出一个稳定的财政秩序这样的错误观念。在某些主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能够证明国家负债的增长有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但是相信一个被剥夺的、负债累累的国家有能力完成主要的社会工作则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最终，我们不可能视最高统治者会忽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及它们的法律与财政上层结构间的内在矛盾，但是却完全可能将从这个矛盾产生的必然缺陷看作是偶然的失调，或者将其看作是因人类天性或社会与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罪恶，从而导致一些错误观念的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社会学方法是任何一种客观财政学理论的基础性条件。或者说，财政史学、财政社会学和财政统计学是能够独立支撑财政学理论的三根支柱，它们使财政学不偏离现实。
在这三根基本支柱中，财政社会学最为重要。它能单独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收入起源和组成问题作整体的解释，因而也能说明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遭遇。它依赖于社会结构，依赖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政治因素。不管是对税种还是货币税的偏好，不管是选择直接税还是间接税、个人税还是物品税、收入税还是利润税，土地税还是投资税、财产税或死亡税，不管是
紧缩还是放松税收负担，哪个阶层承担税负更重或更轻，不管是关税、消费税还是借款哪个更可靠，不管是内债还是外债哪个更可取，也不管是应该减少开支还是应该增加收入，税收是怎样与经济动机结合在一起的，等等，财政社会学都能进行回答。
三、财政改革与社会问题
如果国家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就只能通过税收来筹集款项，那些达到一定规模利润的富人将为此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于所有的财政理论和实践，包括对所有的经济理论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经济理论坚持用私人的和个体的方法来研究财政问题，如果没有公共财产理论作为基础，就不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与经济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归于失败，因为其最后的分析都对国家怀有敌意。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理论将国家看成是阶级国家，因而不可能对其产生好感。自由视角下的国家也倍受其内在矛盾的煎熬。由于其财政政策迫使其接受国家权力，自由主义也丧失了生存的能力。由于国家被认为仅仅是负债的、笨拙的，其官僚机构无能力管理经济，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阻止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主义由此陷入到容忍最广泛的政治权力与提升市民福利的
矛盾之中。
在这些情形下，重点关注国家权力的保守看法，迟早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这既不令人奇怪，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即使保守理论根据某些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国家进行限制，它至少还主张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因此，这种理论看起来还是实现了其学说的一致性。事实上，尽管为了国家与人民的联合，热情地大声宣称"人们的创造精神"不废吹灰之力，即使保守理论没有像其假装的那样对国家持肯定态度，这种理论所捍卫的国家也不是一定社会形式下人们所期望的国家。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思想领域，还没有真正转化为为了大众利益而关注国家，相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企业经常处在国家和人民的干预之中。因此，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国家持有敌意的话，保守主义者则对人民深怀警惕。国家作为人民的组织需要政治性的权力集团以获取支持。这一致命的缺陷深刻地反映在财政学当中。尤其明显的是财政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已经在近几十年中远远地落在后面了，甚至相比于过去都没有什么进展。自相矛盾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竟是因为社会主义学说得到了较大发展。当经济学的其他所有分支都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充分刺激时，财政学仍保持了静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在为支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学说而斗争，而社会主义学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忽略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
是即将要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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