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06月09日19:13 作者：陈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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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外而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
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外而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如下：1，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2，变革一般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只有一部分社会精英真正意识到了危机并试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来应付这种危机。他们大声疾呼，鼓吹变革，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团结各种改革势力共同达到这一目标。3，正因如此，这类的变革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而非自下而上的变革。因为，一般的民众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变革的方向，他们往往只能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4，由于第三个原因，这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这类变革通常是没有结果的，这就使得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日本的情况正是如此。
日本同时又是唯一在西方的冲击下大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现代化目标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成功地建立了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权。
这一点尽管看似简单，却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经历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达到甚至还未完全达到的目标。
明治维新的历史大家都十分熟悉，对其成功原因的分析，也可以编成一本专著。我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日本社会精英在这种危机和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最终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无论是那种想法，日本有识社会精英在一个基点上是大体统一的，那就是要保护国体，要避免民族灭亡的命运，就必须富国强兵。也就是说，当西方的冲击到来时，日本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他们在一些社会领域已被别人控制，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作一些事情来改变事态的进程。甚至在日本闭关锁国的年代，日本领导人也不怕麻烦地去了解欧洲的发展情况，允许荷兰人经商主要就是为了打听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一些其他的日本诸侯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很多现代的科学知识早在西方武力入
侵前就在日本扎下了根。
现代是哪个国家的 换言之，日本对西方文化更具鉴别力，更容易产生反应。因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世界完全无知的基础上的，这与当时满清政府官员的种种论调，的确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攘夷论的
主要代表之一会泽安，将攘夷与尊王结合在一起后，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但却并不是要求纯粹的闭关锁国。因为要想将列强拒之门外，没有强大的实力显然是不行的，因而，会泽安又将富国强兵与尊王攘夷结合了起来，这比单纯的排外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当然，这两个口号之间却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会泽安也认为要富国强兵的要务就是建造大舰，而要如此就必须放弃闭关锁国的立场，向西方学习建造军舰的技术，于是，通市、洋教、和西方兵舰必然接踵而来。所以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日本精英这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日本的历史和传统有关，日本人从历史上就有向外部世界和先进文明学习的传统。日本在很早以前就向中国学习各种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而地理上的位置又使日本在接受这种文化的过程中不致受到直接的入侵威胁，这样，可以说不断接受外来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传统”.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对西方文化就有一种羡慕的心理，在当时的中国皇帝认为中国根本无须西方世界的任何东西时，一位日本人却这样介绍西方：“谈到漂亮的建筑物，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英国相比。在制造精美产品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英国。在荷兰人所输入的商品中，也没有比表更珍贵的了。……实际上，在这三个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最高明的人。”与此同时，英国人也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的这种差别，“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习惯和感觉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别，这一差别无疑有这样一个结果：在中国人不断后退，并很可能继续后退到帝国彻底崩溃时，日本人即使不实际处于逐渐进步的状态中，也处在从即将洒向他们的一片强光中得益的状态之中，处在利用那些中国人不屑一顾、而日本人在开始更加了解我们时多半不但能够采纳并急于采纳的进步和发明
的状态之中”.结果，从中国战争的失败教训中，日本的精英阶层所做出的反应就比当时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要快得多。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考虑到这种情况何时会危及日本。有识之士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认识到日本必须进行变法才能避免中国的覆辙。中国思想家魏源的世界地理与海防名著《海国图志》，在国内未受重视，在日本却广泛流行，出版了20多个版本，
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物。
比较起来，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意识比中国统治者更强烈，并能更积极和主动地寻实现现代化的方式。
在这样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尽管是一个奇迹，也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奇迹了。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日本精英的心态、素质与其形成的过程有关。日本的家庭构成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的养子制度。也就是说，日本的大家族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家产交给自己的子女，而是有另外的一种选择，即将家产交给一些有前途的上进青年，收他们为自己的养子。台湾人类学家陈其南认为“日本人对继承关系和婿养子的看法，无意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关键性的优选制度：私人产业可以用才干作为标准来选择继承人，亲生儿子无从选择，但即使在我们的社会女婿也是可以精挑细选的。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大小企业发展的铁律。
即使在优秀的家族，不过三五代总会出现不肖子孙。先前几代人累积的财富和事业大多因而趋于衰败”.
他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的一种封闭式的内向型模式的弊端，相反，日本淡化血缘关系的开放型模式具有很大的活力和优势。正是将这种淡化了血缘关系的家族主义观念引进了政治生活，才出现了家族主义的国家观。这种观念使一般的日本人都能够逾越社会的横向联系的诸种束缚，使家族主义通过效忠和服从家长、领主、诸侯、幕府直至天皇的层层传递，形成国家的大家族，天皇为家长的意识。同时，由于淡化的血缘关系和婿养子的制度，在日本的家族中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日本的上层集团或社会的精英集团中始终能有一奋发有为的人，这样一批人对推动革新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政权的易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新集团没有自己的私利需要维护，无论是明治天皇还是他周围的明治元老，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挽救国家，并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
这种大公的精神，使他们能将现代化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凡是有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推行，凡是不利于现代化的政策就加以抛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上层集团很少围绕着某一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进行，其在民族危机关头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有利于使现代化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愿望。就是在上层的夺权斗争中，也没有出现那种令人痛恨的内奸和国贼。结果，尽管有一些流血冲突，但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其获得巩固的时间之短，政权的效能之高，延续的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建立
起愿意向西方学习的政权，仅仅是现代化的第一步；如何向西方学习，则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精英也不是没有分歧。正如吉田茂所说，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而这也是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东方道德、西方的艺术或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来作为应付这种危险的公式。然而，在实际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公式是很难使用的。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归根结底，要拥有现代化的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发生深刻的变化。换言之，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相应变革。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全面引进西方文明的问题只争论了不到十年便告结束，而在中国竟然争论了一百多年都还未结束，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的悲哀（尽管中国在这一领域产生的学术著作和由此而成名的学者远远超过日本）。所以小平同志一再说，有些问题不要争论了，先干起来再说，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积弊具有一种深刻认识后的切身体会。日本在这种输入的过程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遗产。儒家文化影响了日本上千年，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文化，某些东西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日本民族显示了一种勇敢和冒险的精神，果断地做出了抉择：既然儒家文化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既然它不能富国强兵，那么，就应当毅然地拚弃它，学习更强大的敌人——即西方各国的文化与文明，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科学，以便最终战胜他们。结
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疯狂的精神。日本政府在教育中虽然提倡“皇学为主，西学为辅”，但在实际过程中，民众几乎是新者皆模仿，旧者皆排斥。这种猛烈地矫往必须过正的做法，使日本在精神方面迅速地发生变化，从而很快地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转轨，避免了有些民族那种长时期陷入无谓的理论纷争的悲剧。不错，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把其缺点也学来了，但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
于是，在日本社会精英的推动下，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的观念终于
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一般的日本国民对此也十分拥护。当时有一篇讽刺这种情况的文章写到，“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知道文明开化这一译语的真意而谈论的人却不见得有多少。常听人说，说是吃了猪肉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阳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着鞋子就进屋这可真是文明得让人受不了。”而另一些人甚至提出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认为“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甚缺乏毅力，此皆由于不食肉食所至。”
因此，如果日本人从幼儿起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性质迟钝的兽类，吃牛长大的东西，定会象牛一样有耐力”.更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人种。
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当务之急是仿效西洋文明，并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他
主张实利，反对空谈，提出“争利即争理”的口号，主张限制汉字，把迂阔繁琐的文体改为易学的文体，介绍和引进簿记制度，提倡尚商立国，并大声疾呼，“不要妨碍富豪们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在他著名的《文明论之概略》中，他为日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他认为日本人民已不满足自己固有文明而强烈地要求汲取西洋文明，“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885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有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则将全盘西化的思潮推向了顶峰。他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是同处亚洲、东方的恶友，应该远绝。中国和朝鲜从现在起不出几年必然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列强瓜分，“我国不能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的犹豫，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他主张，日本的文明开化，要全部向西洋学习，象中国和朝鲜那样不知改进，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的国家，必须加以抛弃，以免成为日本的负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风潮越来越猛烈，领导变革的主要人物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全盘学习欧洲的“欧化主义”（也即全盘西化）的口号，有些人甚至主张取消日语，改用“文明”的英语。作为欧化主义的带头人之一，新外相井上罄公开提出把日本国家变成欧化帝国，把日本人变成欧化人的主张。（“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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