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世界大国的兴衰 百度文库
一、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我们对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的变化，通常是从其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角度来看，较少地讨论制度因素在其背后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力量变化看作因变量，那么科学技术和制度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自变量。一国国力的兴衰固然有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更与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制度组织各种因素，充分发挥各个因素活力有关。
制度是个很广的概念，可以说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无处无时不过着制度化的生活，区别只是制度有优有劣，制度化程度有高有低。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制度主要涉及国家政权、社会、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这些要素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相互间的组合关系不同，形成了国家制度的互不相同。现代是哪个国家的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看，制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兴起必然实行了一种见长的制度，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古代中国之所以会在世界上引领风骚两千年，这与中国率先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很久之后才在欧洲现代国家实行的官僚体系有关。撇开古代不讲，在世界
现代史上，荷兰率先把商人的力量组织了起来，曾经在欧洲一时称霸。英国虽然没能让欧洲大陆国家称臣，它也没这样的意愿，但通过君主立宪，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英国的制度压力下，欧洲大陆的大国尝试了共和、帝国甚至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制度模式，但都没能打败英国，称霸欧洲。与君主立宪的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前苏联建立苏维埃制度，在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可以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但终因制度越来越走向僵化而导致国家解体。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国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大国可以靠简单地复制已有的大国制度模式而崛起，一个大国的成功必然是因为它创新了某种制度形式，从而释放出强大的社会活力，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大国竞争中异军突起。
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当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并非所有的制度创新都会帮助国家竞争制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创新可以走向竞争制胜，这恐怕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从大的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可以回应并解决这种问题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在制度竞争中胜出。从一个国家来看，制度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激发社会活力，因为这是国家力量的根本源泉。从制度本身的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必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
造条件，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处在永续的发展中，因而制度创新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管几百几千年而保持不变。谁能够率先实现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激发出更大的生产力，谁就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就表现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因为工业化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的，它打破了农业时代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市场成了使得分工能够得以交换的重要环节。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尊重并释放了市场的力量，工业化也就因此而使得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过，国家的力量并非因此而变得不重要，英国的国家力量事实上发挥了内外两重重要作用，对内压制了土地力量对此的抵制，牺牲土地的力量或者促使其顺应资本化的转变；对外则扶持本国资本力量，为本国资本开拓外部市场。欧洲大陆国家曾以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奉行重商主义，甚至走上法西斯主义来对抗英国的制度模式，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建立在自由市场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英国式资本主义，随着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的日益展开而面临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了自由市场神话的破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难以调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理论，为工业化生产
的国家调节指明了方向。但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性质无法在生产关系革命方面实现制度突破，只能通过选举改革实行有限的政治权力开放，因而无法在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但也改变了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从而为美国真正在世界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欧洲则尝试利用国家力量建立福利体系，借助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
波兰尼很早就认识到了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布洛克评论说，“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能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尽管它们的偏好相反，可这两种立场在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可选项；它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更进一步，波兰尼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许多不同的能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嵌人。”因此，可以说经济上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得以再兴，甚至击败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鉴于国家政权性质并未在根
本上发生改变，因而它也只是起到了延长西方资本主义的寿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重生。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国家缺乏对市场的真正干预和监管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干预和监管在政权性质不改变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彻底到位的。
和波兰尼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先是实现了国家政权性质的革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然后通过改革不断发挥市场的作用，为真正的国家和市场有机结合的工业化大生产体系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架构。中国在世界上的快速崛起已经说明了中国制度创新的成效。
二、一个体系代表着一种主导范式
尽管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使得国际体系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学者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从未取得过一致，因而对国际体系的转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权力转移和霸权更替是比较常见的视角，但正如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这其实是对国际格局的讨论，还无法反映国际体系的全部。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工作可以说是对国际体系进行理论构建的最大野心，他们用国际体系的概念再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过他们把整个现代国际体系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来看待，这过于简化了恰恰是国际体系概念最丰富饱满的
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