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严扬之道》之四
什么是“蜀学”——————《严扬之道》之四
3，清末民初的蜀学
中国近代史上的蜀学的复兴，与晚清时代的张之洞在担任四川学政期间刻意按照古代蜀学学统振兴四川教育的情况作为直接相关。而张之洞振兴蜀学所积累起来的教育革新经验，又是他后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因。所以，蜀学复兴，应该被看成为是晚清以降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先声运动。
张之洞于1875年的大清光绪元年在四川成都南郊的古石室学校附近所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就是现今四川大学的早期前身之一，所以，这次张之洞振兴蜀学的作为，与汉景帝时代的文翁振兴四川教育，有相仿的一面，张之洞这次振兴四川教育的许多套路，也基本上学习的是古代蜀学勃兴的经验。
严格说，张之洞应该被归纳入蜀学中人。
张之洞（西元1837年——1909年），字孝达，自号抱冰，籍贯河北南皮。张之洞是晚清时代最重要的洋务大臣之一，他的政治地位仅仅次于当时大清首辅的李鸿章。张之洞是推动晚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的首领人物，他生前不仅仅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重要人物，还是中国文化教育改革的先驱人物。
张之洞虽然祖籍河北南皮，也一向被人称之为“张南皮”，但是，由于他父亲长期在贵州地区做官，所以，张之洞出生和生长于贵州兴义。张之洞的母亲，是四川邛崃知州朱绍恩之女；现在没有资料证明朱绍恩是哪里人，但是，按照清朝时代的知州级别以下官员多由本地士子出任的惯例，所以，朱有可能是蜀人。张之洞在12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父亲做官的贵州地区，只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学子的祖籍籍贯报考，这样，张之洞才回到了父亲家乡的直隶（后来的河北）南皮参加科举。张之洞15岁考取父亲家乡的举人头名的解元，之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乱，他又回到了父母家的贵州。现在的人们只知道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但是，张之洞的青少年时代，却是在贵州度过的。而贵州，历来都是深受巴蜀文明文化重大影响之地。
张之洞于26岁考取进士而正式进入仕途。自1867年肇始，张之洞开始出任教育官员，1867
年到1872年之间，他曾经在浙江和湖北等地出任过科举考官。1873年至1876年之间，张之洞出任了四川学政官员。
张之洞入川伊始，就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张之洞年谱》），这是他振兴蜀学的重要动因。由此可见，张之洞兴办教育，并非为了兴办教育而兴办教育，而是明确了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这点，恰好就是早期蜀学最重要的特征。晚清时代的中国科举教育制度已经腐朽，士林弥漫着为“读书做官”不择手段的败坏风气，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的基本套路，就是学习西汉时期的文翁办学经验和严君平扬雄等人的蜀学学子生涯经验，而极力推动蜀学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蜀学学统。
前面说了，蜀学最大的特点，一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学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当官，而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设所用；二是蜀学的学习科目是兼容并包的，没有中国历史上的齐鲁学的那种只学习五经的知识教育的狭隘性。但是，由于元朝以降的程朱理学开始盛行全国学校教育，这也曾经严重地破坏了蜀地的蜀学古老的知识传统，所以，元明清三朝的蜀地学子也与全国学子一样是为了读书做官而只学习四书五经。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期间，试图恢复蜀学学统，1874年，也就是张之洞来到四川担任学政的次年，机会，终于来了。
1874年，本为蜀人的担任当时大清工部侍郎的薛焕回家“丁忧”，也就是回乡为丧葬的父亲守孝礼。回乡以后的薛焕联络蜀地官绅15人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请求创办一座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当然，现在已经无法查证这件事情是来龙去脉是不是与张之洞私下联络薛焕相关，但是，当时担任四川学政官员的张之洞立即采纳了薛焕等人的建议，筹资择地开工，在成都市南门文庙街古文翁石室旧址的石犀寺附近落成了堂宇宏大的“四川尊经书院”，薛焕出任了“四川尊经书院”首位山长，四川尊经书院的门口有“石室重开”的匾额和四川现代“考四海而为隽；纬龙之所经”的对联。（徐仁甫：《振兴蜀学人才辈出的尊经书院》，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5集）
通过以上简介，可以清楚知道张之洞和当时主张兴办“四川尊经书院”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以古代蜀学教育模式为楷模，去重新复兴古代“文翁石室”蜀学中的优秀教育传统，同时，也在客观上是在刻意试图去冲击和革新当时流行全国学校教育中的只重视四书五经和科举做官的不良士林风气。

张之洞于1874年在四川兴办了“尊经书院”以后，他认为学子应该“非博不通，非专不精”，应
该同时学习“史学、小学、地理、诗词、算术、经济、古文、经学”等知识，他参考《四库全书》专门为尊经书院撰写了《书目答问》，一共编列出了“经史子集”的二千余种图书，他并在这些书目后面加以答问和解释，强调学习要点。张之洞编列的这部《书目答问》和尊经书院校训的《輶轩语》曾经对于晚清中只学习四书五经的学校教育和大量读书人产生过极大冲击，从而使得这两部书记书一度广泛流传于士林之中。1876年，《书目答问》刊印以后，“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笺，几千家置一编。”（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P361 上海古籍出版社）。由此可见，这部书籍对当时中国的只重视四书五经学习的程朱理学教育模式产生了多么大的冲击。
为了更好地说明兼容并包和深广的学习意图，张之洞随后又著作了《輶轩语》，《輶轩语》与《书目答问》成为了尊敬书院的学习科目和学习指导宗旨典籍。张之洞之所以著作《輶轩语》，非常明显，这是他继承的西汉蜀学宗师之一的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学统。“輶轩”，是个十分古涩的词汇，意思是通达四方的意思，也指意上古时代的采风四方语言知识的使者。这个词汇，历史上的学子极少运用。由于扬雄本身就是中国知识通才的典范人物，所以，张之洞著作《輶轩语》，也意在反对程朱理学的狭隘学风而刻意复兴蜀地蜀学中本来就存在的作学问应该深广和通才的正确学风。张之洞说：“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
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谊无所偏废，理去相资，诋諆求胜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好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奚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学皆期于有品、有用。是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矣。经典义理，舍文字训诂，何从知之，此事恐难析离。”（《輶轩语·为学忌分门户》）
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反复强调“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读经宜明训诂……”，认为这些小学科目都是“根柢之学”，由此可见，张之洞一定是在刻意弘扬扬雄的语言学研究学统，因为，扬雄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语言学家，扬雄生前以难字专家著称于世，他生前著作有和乃至于世界上第一部语言学的专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而且，西汉王朝时代，蜀地是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的热土，曾经出现过像林闾、严君平等一大批古语言文字专家。应该说，阅读古经，应该先行识文断字和训诂，这样的中国学统，最早就是由蜀学所创造的！或者说，识文断字和注重语言音韵学及其训诂这样的学统，本身就是蜀学学统之一。
张之洞主编的《书目答问》和《輶轩语》文史之后，对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学风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梁启超曾经回忆说，他获得这两部书籍以后，“归而读只，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梁启超：《三十自述》）
张之洞专门为四川“尊经书院”所制定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几乎与当时盛行全国书院中的程朱理学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书院宗旨，反映了张之洞非常明显的尊崇蜀学学统的教育改革倾向。张之洞作为当时的教育官员，他不会不知道《白鹿洞书院教条》在当时中国教育文化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作用，但是，正因为张之洞带有复兴蜀学去改革晚清教育时弊的意图，所以，他才刻意为四川尊经书院制定了《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下面，笔者把这两份文件排列出来供给读者观瞻。
《白鹿洞书院教条》是南宋时期的朱熹刻意弘扬齐鲁学和二程洛学的儒家文化道统而在自己开办的白鹿洞书院中为学校和学生制定的校训学规。但是，由于白鹿洞书院的办学规模不大，所以，最初，这个“教条”影响不大。宋朝时期，当时全国最大的书院之一，是开办于西元976年的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南宋时期，名流的蜀人的张（木式）刻意搞“蜀洛会同”，也就他试图淡化宋朝以降的蜀洛党争历史，所以，他再次兴办了岳麓书院以后，他刻意将朱熹
聘请到岳麓书院讲学，这样，朱熹就将他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也带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的岳麓山书院了，元明清三朝，伴随程朱理学的崛起和成为官学，《白鹿洞书院教条》也就成为了流行中国所有学校的校训学规。这个学规，至今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思想。
《白鹿洞书院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右接物之要。”（摘自《朱子全书》）。
我们再来看看张之洞制定的尊经书院的基本办学宗旨，这个学规宗旨见于《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其是：“本义第一、定志第二、择术第三、务本第四、知要第五、定课第六、用心第七、笃信第八、息争第九、尊师第十、慎习第十一、善诱第十二、程功第十三、惜力第十
四、恤私第十五、约束十六、书籍十七、释疑第十八条。”
两相比较，读者们自能够发现晚清时期流行于全国学校教育中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四川尊经书院”的十八学规宗旨的巨大区别。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革新，千真万确就是从张之洞的蜀学复兴运动所肇始的。
张之洞在四川担任学政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但是，他审时度势地根据当时国家的教育现状中的问题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及其蜀地的蜀学优秀传统，及时复兴了蜀学，使得蜀地的学风为之一新，也为中国近代史的文化教育的现代化革新，闯荡开了一条血路。张之洞一生操办洋务政治，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是戊戌变法政治革新运动的支持者，张之洞甚至是中国推崇民主共和宪政的第一人。
张之洞自出蜀归京以后，他长期主要主持国家的政治经济要务，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可以发现，他自始至终又一直是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革新推动者。他上书朝廷的《劝学篇》是推动中国出现大批中国学人留学外国的著名篇章，他是中国军事学校的开创者，张之洞还是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始作俑者，他上书朝廷说：“科举文字，煤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人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
其心术尤灼知……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张之洞全集·请试办递减科举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