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11-28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13年1月第32卷第1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Jan．2013Vol．32No．1
传承与超越：四川乡土文学80年
向
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1）
摘
要：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其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
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四川的乡土文学与中国乡土文学可谓同步发展，也是迄今为止取得最大艺术成就的
文学类型。本文通过对四川乡土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化梳理和对部分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作品的分析，旨在探求其对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四川乡土文学;80年；传承与超越中图分类号：I2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3）01－0001－06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
重要的叙述对象。因此，
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历史依据，而且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乡土文学史。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杰出的贡献和艺术成就，也几乎是由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独步天下。
2010年底贾平
凹发表长篇小说《古炉》，将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成
就推进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
“中国的伟大小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莫言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中，也是乡土文
学的成就最为灿烂瞩目，其代表作《红高梁家族》
、《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和《蛙》都是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四川的乡土文学与中国乡土文学可谓同步发展，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取得最大艺术成就的
文学类型。《死水微澜》、《淘金记》、《南行记》、《尘埃落定
》、《百年饥饿》和《木铎》不仅是四川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乡土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
一、四川乡土文学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
1935年，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发表了小说《丁跛公》，小说还有一个副题叫“一个地道的四川故事”。在四川近百年的新文学史上，这是四川作家发表的第一篇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这年底，
艾芜出版了著名的小说集《南行记》。一年后，李颉
人发表长篇小说
《死水微澜》。从那以后，四川乡土文学就以引人瞩目的“地方彩”及其美学风格崛
起于中国文坛，
历经了80多年薪火相传的发展，四川乡土文学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特的乡土文学流派，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艺术贡献。
近80年的四川乡土小说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沙汀、艾芜、李颉人、罗淑、周文为代表，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异军崛起，以其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地方彩扬名天下，并得到鲁迅和茅盾的深切关注与高度重视。其中艾芜的《南行记》，李吉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沟金记》是其主要的代表作品。这个阶段是四川现代乡土文学的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十七年时期和时期），沙汀、艾芜的乡土小说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发生了写作转型，而高缨的著名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则成为以少数民族人物和故事为叙事主体的当代乡土小说的先河之作。后
期，克非发表了80万字的《春潮急》，作为特定时期的乡土小说文本，其历史经验与过渡形态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出现了以周克芹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四川乡土作家。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乡村家庭矛盾和个体命运书写中国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变迁，拿下了首届茅盾文学奖，其社会影响和文学意义深远而广大。而以周克芹、傅恒、李一清、魏继新、雁宁、贺享雍为代表的第三代四川乡土作家，继承了四川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伟大传统，以本土化乡村经验和民间文化为叙事对象，也取得了不俗的文学成就。
第四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阿来、罗伟章、邹廷清、马平和“康巴作家”为代表的第四代四川乡土小说作家，以其新乡土小说写作备受文坛瞩目。阿来的《尘埃落定》再一次作为四川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罗伟章赓续和弘扬了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四川主流文学传统，在新世纪以来发表了如《大嫂谣》、《变脸》、《内奸》《饥饿百年》、《大河之舞》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以乡村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书写社会大转型和乡村大变革，将新文学史上现代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和四川乡土小
说传统的地方彩融为一体，不但夯实了苦难叙事的本土经验，还使苦难叙事与人物的精神变异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同构对应地得到了双重呈现。
以上后三个阶段也可以称为四川当代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近8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和艺术探索中，四川四代乡土作家为中国读者奉献了以《死水微澜》、《淘金记》、《南行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尘埃落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和享有特殊的审美意义。
然而，为了精准地分析四川乡土文学内在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深刻关系，我们先要回到经典乡土文学理论架构之中，对乡土文学的相关概念和审美经验作一些必要的阐释。
二、乡土文学与地方性知识
乡土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类型，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在哪里？早在1894年，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他的《破碎的偶象》一书中，就把“地方彩”指认成乡土小说的普遍特征，强调“地方彩”是乡土小说艺术魅力的生命源泉。赫姆林·加兰的逻辑出发点是乡土生活的地方差异性，因其地方差异性的存在，乡土小说才可能取悦读者并使人们发生兴趣。但更加深刻的文化人类学原因正如迈克·克朗所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
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1］131所以“地方彩”几乎就在美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成了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地方彩使乡土小说的乡土性最终获得了美学的合法性。我们知道，类似赫姆林·加兰这样的乡土文学理论对中国的乡土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确切些说，中国的乡土文学理论与赫姆林的理论是异域同构、大体一致。1923年，周作人发表了《地方与文艺》一文，他就强调地域风格对于乡土文学艺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地方性与个性，便是乡土作品的艺术生命。他还准确地指明，所谓地方性，“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也就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文学批评在阐释自鲁迅以来的现代乡土文学史时，迄今为止，也基本上是把“地方彩”作为乡土小说的一个审美准则和叙事法则来指导其阐释实践的。由此可见，地方彩是乡土小说的审美根性，离开了地方彩，乡土小说的文学之根恐怕就丧失了的它的活水源头。文学史的经典定义通常把“地方彩”的文学内涵限定在乡土社会的“三风”之中，即所谓“风俗/风情/风物”。乡村世界中一个地域的风俗、风情、风物因其存在着不同于其它地域的差异性，这个地域的风俗风情风物自然就凸显出了文化人类学的特殊意义了，在经由人们的阅读实践之后，这些与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地理学相关的乡村经验与事物不仅可能被吸呐和接受，而且还在一种理性思维中逐渐演化为源自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从而构建了人们关于乡土文学的审美趣味和知识结构。（比如：少数民族谈恋爱不是谈而是唱，男女对歌充满浪漫彩。过去年代的汉人谈恋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男女间并不见面，而是洞房之夜才掀起红盖头来）。所以，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和地方性经验，是乡土
文学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元素和文学风格。“地方彩”作为一种审美特征和艺术元素，历来就是乡土文学的本质规定性，也是乡土文学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美学品格。但地方彩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就是说地方彩一直在历史地变化着，而且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中，乡土社会正在逐渐解体，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城乡统筹和乡村的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惟有乡村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才能以天下大同的方式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由是论之，在关于“地方彩”的历史变迁和乡土文学书写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深刻相关的历史和美学的辩证法：“地方彩”
彻底解构之时，或许正是乡村世界全面现代化之日，自然也就是乡土文学的终结之日。
三、四川乡土文学“地方彩”的传承谱系及其审美价值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对乡风民俗类“地方彩”（不仅限于风俗风情风物）的艺术表达和文学编码，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中那些关于“地方彩”或地方性经验的文学书写，那些经典的民俗意象：诸如，吃讲茶、抽大烟、抓壮丁、生人妻、袍哥、坐茶馆、棒老二、抬滑竿以及方言俚语等等，已经在人们的阅读实践中转化成经典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符号，成为解读旧社会乡土四川的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杨义先生在对浙东乡土文学与四川乡土文学的地方特进行比较研究时说，浙江乡土小说的地方特带有更普遍的民族性，那是因为它的地域文化在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的时代变迁中已然淡薄了。“而四川的地域文化由于相对封闭，带有更多的历史沉积、远古遗传和民间特产。李颉人
、沙汀笔下的袍哥、棒老二、保长，以及淘金的产业、抽的乡俗、抽壮丁的弊政，甚至作为交通工具的滑竿，就更有深刻的巴蜀风俗文化的印记，它们是以巴蜀乡土特征来折射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普遍性的。”［2］418
阅读四川的现代乡土小说，不难发现一种相似的叙事经验和修辞策略：乡村的实际年代已然进入了现代性的20世纪，但四川现代乡土文学中的乡土意象却还是一个属于中世纪的黑暗形象。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形象，也就是半人半兽的蛮性残存的世界。这也是四川现代乡土文学从总体上自觉建构的乡土四川的地方性经验。这种美学的地方性经验使四川的乡土文学一登台亮相，就独树一帜，既不同于鲁迅为代表的浙东乡土文学，更有异于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乡土流派。
四川现代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是在四川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经验之上得以美学地建构起来的。四川作为“西僻之乡”，地处中国的内陆腹地，四周是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历史上不但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且也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圈。近代以降，军阀割据，有便是草头王，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存环境已在历年的战火焚烧中日益恶化。这样的社会生态和文化语境造成了即便到了20世纪初期，四川的乡土社会仍处在极度封闭蒙昧的封建社会中，远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秩序。在这样一种远离主流文化那种诗云子日的乡土社会里，其地域文化中便生长出一种膜拜实力的、服从强人的类似初民时代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乡土四川，所谓实力也就是支配和掠夺他人、维护和扩大自我利益的各种权力。有实力的人物也就是乡土社会中的头面人物，正是这类形形的实力人物统治着乡土四川的
每一个角落，从县长到保长，从乡约到联保主任，从绅粮到地主，他们勾心斗角、掠夺乡里、鱼肉百姓、相互倾轧。所以，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主要人物通常便是这些实力派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沙汀、李颉人、艾芜、周文和罗淑等著名作家的笔下，不惜重墨着力塑造。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单沙汀写四川乡土题材的70篇小说中，涉及到实力派人物的小说便有51篇，占了72．8%；其他如李颉人以四川题材的26部长短篇小说中，写实力人物的20篇，占总数的76．9%。［3］57当然，仅仅书写乡土社会实力人物绝非四川乡土小说的地方特，四川乡土小说真正重大的艺术特在于，它把人物的实力融化在故事的蛮力之中，让权力赤裸裸地以粗暴和蛮横的方式来践行，以带有血腥气味的蛮力来艺术地表现那种令人恐怖的粗暴实力———在沙汀的乡土小说世界中，有个地主为了两升口粮竟然一刀捅破佃户的脖子；代理县长毫无半点悲悯之心，大灾之年还要搜刮灾民钱财，大叫“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在小说《公道》中，那个实力人物乡长贪污了阵亡士兵的优待谷物，竟大言不惭地说：不如此“还有什么人愿当乡长？”；回龙镇上的两个“体面人物”为使儿子逃避兵役，竟在茶馆里当众撕打……
四川作家罗淑的《生人妻》与浙江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写得都是封建社会的典妻制度。相同的题材，细节与经验却大异其趣。柔石笔下的实力人物典用他人妻室，还吟哦一番《诗经》里的诗句，生了儿还要援引《书经》典故亦证起名之高妙。这里呈现出一种看上去很儒雅的乡绅派头，骨子里却是杀人不见血的残酷儒雅，也自然反映出儒家文化在东部沿海乡俗中经年渗透后产生的一种伪善的人性状态；罗淑笔下的典妻故事则体现出令人惊悚的赤裸裸的蛮风野习。先是夫穷卖妻，继而是弟奸其嫂，到
后来又是买妻者设套陷害卖妻者。在这个惨无人道的苦难经历之中，那个被卖掉的妻子，每每总要遭到主子们即兴而起的残酷打骂和欺负，饱经摧残却又哭诉无门。罗淑的典妻故事深刻地反映出近代四川乡土社会中的粗暴人性和黑暗情境，以及那种带有初民文化意味的野蛮风俗。四川乡土社会的秩序便是以这样残忍的蛮力方式来建构和体现的。它们艺术地表征着，直至近现代的四川乡村，儒家的那套巩固封建秩序的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还没有从根本上化育到四川的乡村角落。在那个苦难的
时代，乡村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初民阶段的若干蛮风野习，乡土经验中还保存着不少草莽的民间习性。所以，从现代文明立场回头观照这个乡土世界的四川作家，自然就要历史地把它描述成一个半人半兽的、近乎中世纪的黑暗世界。
当许多四川作家不约而同地讲述着类似的乡村故事，描述着形形、栩栩如生的实力人物时，四川乡土小说就以一种文学共同体的叙事方式，凸现出近现代乡土四川的地方性经验。四川乡土小说通常就是经由对地方性乡镇经验的书写，从而艺术地建构了一个中世纪式的黑暗的乡土四川形象。四川乡土文学的现代性乃至国民性主题也正是在乡土四川的这种中世纪的黑暗形象中得到了提升和凸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独树一帜的乡土文学流派。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包含了乡土四川深刻尖锐的历史问题和农民根本性的生存困境，从而也就为乡土四川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美学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参照系，其生动形象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实在不可低估。
很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四川乡土小说中仍然可以发现：乡村故事和经验中蛮力践行的残渣余孽及其新的表现形态。
李一清的《山杠爷》是一篇经得起时光打磨的乡土小说，这篇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其中凸现的乡村问题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堆堆坪村干部山杠爷为催交公粮以树个人权威，先自立村规，到期不交者，一斤罚交一斤五。农户王禄拒不服从。山杠爷竟自带几个精强力壮的民兵将王禄蛮横地捆梆起来关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对其余欠粮户，又以羞辱人格的粗暴方式，在他们前去粮站的路途上，在其箩筐上书写“拖欠公粮某某某”字样，令其“丑名远扬”；不久之后，为了把外出打工的乡民召回来务农，粗口连篇的山杠爷竟然大张旗鼓地私拆别人信件，查明地址后还派人将打工者“弄”了回来；当乡民腊正为修山塘不愿缴费投劳并说了哂话时，山杠爷“啪啪啪”一阵巴掌掴在他的脸上；夯娃媳妇生性泼辣不守孝道多次欺负婆婆，山杠爷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为维护乡村道德秩序就叫人将夯娃媳妇捆起来游村示众，造成她当夜上吊自尽，最终触犯了国家法律才受到法律制裁。耐人深省的是，山杠爷运用权力的蛮横粗暴方式全都是基于村社的集体利益，其行为的目的性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他是以不合法的蛮力方式来践行合法的公务事业，并因此获得政绩和奖状的。放进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考量，也可以说，山杠爷基本上是用前现代的方式（也就是反现代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解决乡村的现代问题与事务。更加耐人寻味的还是，山杠爷的所作所为及其蛮力作风，在乡村社区竟为他赢来了全村乡民的臣服与尊重，以致他被警察带走时，村民体挡道，阻拦警察。而豪气干云的山杠爷，竟还信誓旦旦的要求他的继任者一定要按照他的蛮力方式去践行乡村的权力。
这种相当复杂、充满悖论、不无诡异的乡村经验，既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四川乡村现代性变革比较特殊和复杂的地方性经验，也是新时期四川乡土小说对地方性知识的艺术建构，其独特的艺术经验与成就，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贡献，而且还值得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关注与学理研究。诸如，现代的法制文明如何才能有效地在像堆堆坪这样的乡村社会中建构起来；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杂交叠的文化生态中，“去蛮力”的文明实践能否从乡村本土文化中到资源？乡村蛮力存在或运行的文化机制与历史土壤其根基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全球资本逐渐向乡村扩张渗透的消费时代，物质主义和消费驱动难道就是救赎乡村、使乡村现代化的惟一力量？消费时代的乡村是否需要重建乡村的生活意义……等等。由此可见，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不但事关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而且也事关乡村的心灵和精神，是乡村文化生态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果说《山杠爷》主要给我们呈现了新时期乡村社区蛮力公用的地方性美学经验，那么，贺享雍2005年创作的《土地神》又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乡村蛮力“公私兼营”的另一种地方性经验。
《土地神》讲述了一个村官的政治兴衰史。故事的主角叫牛二，牛二原是牛家湾的一个普通村民，后受原村长提拔当了继任者。牛二当了村长后，他对自己作为一村之长的权力，有一种源自乡土经验的认知———村长就是一村之王，在村长所辖区域内，他可以为所欲为。牛二作为一介乡官，其权力运作的事务无非公私两类，其一是以权谋私，准确些说，是以权泄欲，拿牛二的土话来说就是“偷婆娘”；其二是以权谋事，在他以权泄欲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给村民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用近乎野蛮的方式维护了村
民的利益，也付出了丢掉乌纱帽的沉痛代价。
牛二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蛮力方式”，是十分耐人寻味，最具地域特的乡村经验。在小说中，所谓权力运作的“蛮力方式”，说到底就是使用暴力、准暴力、软暴力或类暴力的种种形式，诸如：吵架、斗殴、持械、围困、拦截乃至自戕等方法，来达到权力所欲达成的目的。牛二的一部权力实践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运用“蛮力方式”的政治兴衰史，其成
亦蛮力，其败亦在蛮力。牛二玩“蛮力游戏”的权术，可分成私人性与公众性两种形式，私人性方式———比如牛二为了当上队长所做的两口子打架的政治秀。为了捞取政绩得到排危资金，牛二在县长办公室跳楼自杀迫使县长签字的蛮横方式；公众性方式———有牛二率领众村民组长以械斗相逼催收欠税的事件。也有牛二为捍卫村民在征地上的正当经济利益，率领乡民倒地拦截推土机的事例，等等。所有这些被牛二自称为“日妈理论”的“蛮力游戏”，以粗暴的方式显示了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特殊力量，虽然横蛮粗野却又实用有效，这就说明了一个既浅显也深刻的道理，在乡村生活中，权力往往同蛮力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一种事物，也是乡村政治生活中一种引入关注的地方性特点。牛二这个人物形象，相当吊诡地传达了乡村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牛二作为村官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那种“蛮力”化的权力方式，基本上是前现代或者说是乡村的传统方式，其反现代性彩显而易见。但悖谬之处就在于，牛二像山杠爷一样也正是通过使用一些有悖现代伦理的传统手段和方式，做成了符合现代社会正义原则和公理原则的事情。比如，他面对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社会势力在征地上对他施加的
压力拒不妥协，而当象征资本势力的推土机在地方权力的支撑下碾进牛家湾的土地时，牛二挺身而出率领众村民以血肉之躯拦截巨大的推土机，最终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有效地维护了弱势体的利益要求，勇敢地捍卫了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了大家的经济利益。
牛二是无癞也是英雄，牛二的全部复杂性和暧昧性其实也就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扩大些说，类似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是历史实践中的一种中国经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或者说弱势体的利益要求无从表达，前现代的传统以及反现代性的力量都可能乘虚而入，获得其生存与表现的空间。
《土地神》不仅讲述了权力的蛮力形式，作家还企图去探寻蛮力有效和实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传统，暗示了“以暴制暴”的前现代阴影，也涉及到历史经验相沿承传、老谱不断袭用的可能性。四川现代
不言而喻，在对四川乡村社会蛮力文化的审美观照中，现时代的四川乡土小说对于前述四川现代的乡土小说，既有艺术经验的承传，也有在新语境中的艺术拓展，其所描绘的地方性乡村的蛮力经验，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文化维度上已经超越了现代乡土小说，呈现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和历史表征，蕴含着更加复杂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意蕴。
四、“地方彩”的创新及其美学意义
前面说过，地方彩是一个历史概念。世上没有永恒的地方彩。时代不同了，地方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乡土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在“地方彩”不断创新才能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地方性经验出发，最终抵达一种普遍的人类主题和人性关怀，使地域元素和地方性知识成为乡土文学重要的建构力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乡土文学现代性叙事不可或缺的美学追求。
阿来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自觉建构地方性经验、最终又超越地方性抵达普遍性的叙事典范。阿来历时四年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山》是一部既厚重又地道的“村庄地方志”。他在对藏地“机村”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中，相当自觉地寻求和把握乡村叙事中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平衡艺术。为了精确地描述“机村”作为一个藏地村庄的地方彩，阿来潜心研究了自己家乡———嘉绒地区的地方史，特别是民间口传的史料和资源，从而发现并在小说中描述了“机村”历史进程中相当独特的地方性经验。这种“独特性经验”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只属于“机村”，是惟一的“机村经验”。机村以外，便不复有此经验。其中，最典型的叙事个案，当属机村村民对于“国家”的情感体验。小说中位于边藏地区的机村，是一个非常封闭停滞且被高山密林所环绕的藏族小村庄。由于“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历史产物，而在村民漫长的传统和经验中，他们完全没有关于“国家”的意识和体验。所以，当“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和陌生的宏大事物从外面强行进入机村后，村民对“国家”的陌生、困惑与质疑就成为渗透机村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国家”的概念完全超出了机村人的认知范围和理解能力。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村庄、土地和森林的空间概念，他们很难理解“国家”是什么事物、更难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祖祖辈辈劳作的土地全都属于国家所有。无法
理解，却又必须接受。一种荒诞的历史感觉便在机村中滋长和流传。《空山》第二卷《天火》之中，当象征国家力量和形象的数千抗灾救火人，轰轰烈烈地进驻机村后，面对看得见却仍然陌生的“国家”，机村人只能用“领导”、“公安”或者“蓝工装”等符号性称谓，笼统地给“国家”命名。饶有意味的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和“国家”概念混沌迷糊的机村人，在看到指挥部把国家食物分发给救火人员后，他们也不客气地将食物及其它物品，塞进袍子里拿回自己家里。
机村独特的“地方性经验”，彰显出现代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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