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荣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自古以来就成为华夏西部的农业大省。据东晋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早在公元前308年的战国时代，“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一斛等于十斗，六百万斛便是六千万斗大米，可见当时巴蜀农业生产的兴旺富足。[1]自汉以降，四川的农业文明虽经历代沧桑之变，却一直以“天府之国”的称号享誉天下。但是，直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千年之变”后，四川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的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如故，粗放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参照之下，这种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无疑抑制了四川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造成四川经济发展的停滞徘徊。抗战时期，随着外省工厂及机器设备内迁，四川工业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建国后的“三线建设”，虽然加快并提升了四川的工业化进程，但农业经济仍在四川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91年，四川工业产值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与此同时，四川城镇化进程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省和浙江省均为50.9%，中部的湖北省是51.8%，而四川省的城镇化率要到2017年才达到50.4%。[2]
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在2011年达到51.27%，标志着中国已然从一个农业大国进入到以城市化社会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但城镇人口占比发生变化并不完全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同步变化，
“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3]换句话说，乡土性的历史终结仍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嬗变过程。而对于2017年城市人口占比才达到50.4%的四川省来说，乡土
三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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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当还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属性。“乡土四川”则是四川社会自古以来最显著的经济文化特征。同时，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乡土四川”也是四川新文学百年史上乡土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可以说，正是“乡土四川”根脉不断的历史风雨和现实土壤，催生和孕育了四川一个世纪的乡土文学，使四川乡土小说成为影响最深、成绩最大的主流文学。四川作家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从20世纪初到新世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乡村，在乡村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岁月，与乡土四川维系着深厚的血亲关系，其情感体验和文学想象与乡土经验和故乡记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他们的文学创作便更多地选择了亲历过的乡土题材，并以乡土作为原点，观察和反思乡土四川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四川新文学史上的名家名作差不多都产生于乡土创作的丰沃土地之中。从《死水微澜》《淘金记》到《达吉和她的父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尘埃落定》和《声音史》，四川乡土小说以丰沛
的情感深入到乡土四川的每一个地方，书写着乡土四川艰难坎坷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彰显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彩，进而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从整体上建构了乡土四川百年来现代转型的沉重历史，描绘了一部部四川农民在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忍辱负重、艰苦奋斗的生活史，亦为中国新文学人物长廊贡献了蔡大嫂、罗歪嘴、野猫子、白酱丹、丁跛公、许茂、四姑娘、麦其土司、傻子等丰富多彩的文学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位。
一
乡土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学产物，也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冲突碰撞的
文化结果。当传统的乡村在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语境中，被作家们凝视和书写时，现代意义的乡土小说才得以最终浮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那么，“乡土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指称对象应当如何界定？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乡土小说，其理论源头无疑发生于“五四”之后出现的“乡土艺术”和“乡土文学”范畴。而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实践及其文学观念更为新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壮大发展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美学范式。百年来斗转星移，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尽管历经沧桑却始终不渝地在探索中砥砺前行，先后出现了乡土启蒙小说、乡土田园小说、乡土革命小说、乡土家族小说和乡土村落小说等多样化的乡土叙事，并
在21世纪初抵达了新的历史高度[4]。因此，无论是从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史抑或是乡土文学理论史的多重维度上看，所谓乡土小说，正如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给出的定义：“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和地方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5]在这个定义中，乡土小说的描写对象被规约成“农村生活”，而“农村生活”的地理空间在中国是指城市以外的其他生活聚居之地，包括了乡村生活与乡镇生活。由于在前现代农耕社会里，四川县治制度特殊的历史沿革，不少县城所在地通常也是普通的乡镇，特别是城关镇往往与县城同居一地，这样的县城本质上也是乡土性而不是现代性的。因此凡小说文本的人物故事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地域指涉到县城的作品，我们也视为“乡镇生活”的地域性伸展，纳入乡土小说的范围，如周文的《烟苗季》（1937年）和尹向东的《风马》（2016年）等长篇小说。而从时间体系上说，“农村生活”无疑蕴含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内涵，所以乡土小说自然涵盖了乡土历史小说和乡土现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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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乡土气息”和“地方彩”，既是对乡土小说美学特征的概括，也是乡土小说创作审美原则的总结。“乡土气息”意味着土气息和泥滋味，是指乡土生活叙事中呈现出来的乡土性。“地方彩”是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文学批评界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更多是指乡土小说的地方性特，主要包括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地方的风土人情与乡风民俗、地方的方言俚语等层面的地方性内容。早在1928年，茅盾就在《小说研究ABC》一书中指出：“地方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
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并且有特殊的味。所以一个作家为了要认识地方彩而行实地考察的时候，至少要在那地方逗留几个星期，把那地方的生活状态，人情、风俗，都普遍的考察一下。”[6]1957年艾布拉姆斯在他主编的《文学术语词典》中，对“地方彩”（Local Color）的诠释是“指散文体小说作品中对具有某个地方特的背景、方言、风俗、服饰、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细致描写”[7]。而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辞条中“Local Color”（地方彩）被直译成“乡土文学”：“它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8]王德威在研读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时，对“地方彩”也有相关解释：“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俚俗言语、节日传统、礼仪风俗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彩（local color）的效果。”[9]而严家炎在分析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流派对文学地方彩的促进作用时，也是从“风土人情、景物描写、地方语言”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10]。所以上述有关“地方彩”的诠释，话语表达方式虽然殊异，但其内容涵义是大体相同的。一百年来，四川乡土小说一直葆有鲜明的地方彩。在四川乡土作家笔下，乡土四川东南西北中各地、
大山深处、河谷平原、汉藏边地的乡风民俗、乡土景观、地形地貌都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审美表达。更重要的是，四川乡土小说关于地方性的表达，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彩”，关注并彰显了乡土四川的特殊历史和特殊经验，比如袍哥的故事以及漫长的地方军阀统治史，这就把乡土小说的“地方彩”提升到地方史和地方性知识的层面，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地方彩”的意涵空间。
严家炎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所撰写的“乡土小说”的“权威定义”，出版时间是1986年。而中国乡土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已然发生了空间性变化，乡土小说的题材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和变异，“乡下人进城”了，还出现了“打工文学”。如此一来便对传统的“乡土小说”概念产生了时代性的冲击[11]。有学者因此提出“新乡土小说”或“乡村小说”的概念，意图涵盖那些描写乡下人进城打工或农民在城乡两地往返奔波的生活故事。这类观点关注到“乡土小说”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及其与时代的某种悖论关系，但如果要从精确的涵义上辨析的话，一篇小说假如主要描写乡下人进城打工的生活故事，虽然主人公的旧身份还是农民，但同时他或她亦获得了“农民工”的新身份，而“农民工”则是地道的城市身份，乡村中只有农民、没有农民工。与此同时，故事发生的地方和空间已是远离乡村的城市，是发生在某个城市中的某个故事。因此，无论从小说人物身份还是故事发生场所等维度考量，“乡下人进城”打工的生活故事，已不再属于“农村生活”的范畴，而是属于城市的故事；它们是城市小说应当关注的生存经验，理论上应归入城市文学的范畴。作为一种过渡性文学，可以视为城市文学的一种亚叙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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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丁帆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土小说经历了一个从萌生、繁盛、蜕变到复归再到新变的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12]四川乡土小说是中国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百年的历史中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萌生发轫、成熟壮大、徘徊探索到回归繁盛的发展过程。
四川乡土小说也有百年的历史，不仅因为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四川乡土小说发表于1920年，而且20世纪20年代还是四川乡土小说萌生的发轫期。关于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萌发年代，现代文学史专著通常着眼于20世纪30年代以沙汀乡土小说创作为代表的四川乡土作家，而忽略了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以至“五四”时期的四川现代乡土小说成了被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历史角落。事实上，以浅草——
—沉钟社为团体的一批“侨寓在外”的四川作家，如林如稷、陈炜谟、高世华和李开先等人，他们在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的感召和激励下，怀着乡愁凝望故乡，在20年代就发表了为数不少的乡土小说作品。浅草发起人之一的林如稷，1920年12月17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伊的母亲》，是四川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代乡土小说。此后一段时期中，陈炜谟、高世华等人也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小说作品，其中近一半的小说都是书写故乡经验的乡土小说，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得到鲁迅的赞扬和关注。在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他认为四川作家李开先1922年发表的小说《埂子上的一夜》，这篇描写“棒老二”的乡土小说，超越了当时小说描写“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被滥用的范围”，“在取广大的社会现象来描写”，小说对话也符合人物身份[13]。这在2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中亦是四川现代
难能可贵的。除浅草——
—沉钟社的四川作家外，20年代创作和发表乡土小说的四川作家还有李劼人、陈铨等人。李劼人的《捕盗》《棒子的故事》《失运以后的兵》和《兵大伯陈振伍的月谱》等作品都可以纳入乡土小说范围。而四川富顺人陈铨1928年出版的《天问》则是四川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第一部长篇乡土小说，全书近20万字，由新月书店出版。
20世纪20年代四川作家发表和出版了包括长篇和短篇在内的多篇（部）乡土小说，产生了一定的文学影响。因此，20年代是四川乡土小说的发轫时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应当关注的一个历史时期。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四川乡土文学发展成熟的历史时期。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名家杰作都集中出现在抗战前后的艰难岁月之中。
李劼人1935年开始潜心于“大河系列”小说的创作，并在1936年出版了长篇乡土历史小说《死水微澜》。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乡土历史小说，在后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实践中，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家族历史小说、乡土革命历史小说等众多乡土历史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地发现《死水微澜》的深远影响。然而，学界对李劼人的诸多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大河小说”三部曲，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层面的分析，而他作为长篇乡土历史小说开拓者、作为乡土文学著名作家的形象及地位，却被不经意地忽略了。
被誉为左翼文坛“双子星座”的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都来自乡土四川的山区和平原，在乡村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生活。两人在鲁迅的文学引导和茅盾等人的多方关切下，沙汀写出了乡土小说成名作《丁跛公》，其副题是“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他深入故土书写故土，以冷峻深沉的讽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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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呈现了一个野蛮溃败、人狐社鼠的乡土四川社会，特别是1940年发表的经典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和1943年出版的长篇乡土小说《淘金记》堪称集大成之作，从而使他成为三四十年代书写地方宗法制乡村社会最深刻独特的乡土作家之一。艾芜1935年底凭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一举成名，从而为中国新文学打开了南国边陲神秘奇异的另类人物和地理空间，那些强盗、小偷、马帮伕、走私贩在秘境似的边地世界中纷纷亮相，令人大开眼界。《南行记》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建构了乡土文学范畴中流浪小说的抒情范式。值得关注的是，《丰饶的原野》是艾芜首部书写四川乡村的小说。四十年代写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描写的是外省的乡村故事。在那个年代，四川著名的左翼乡土作家还有周文，他的乡土小说多以反军阀为主题，正面直接地书写了地方军阀在西康乡土之上的血腥混战和暴政统治，其成名作《雪地》和《山坡上》得到鲁迅的关注和推荐。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四川现代乡土小说及作家，是学界迄今为止研究和实绩较大的一个领域。文学史研究中既有从流派角度展开阐释的，如社会剖析派[14]；也有从地域作家体视角从事研究的，如四川乡
土作家[15]；而从地域文化或民俗学着手解读这个历史时期的四川乡土小说，也为数甚多，如张永的《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张瑞英的《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等。至于作家论或作品论，如李劼人、沙汀和艾芜等，抑或作家间的比较研究更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据相关查询的数据，研究李劼人的学术论文有420篇，专著与论文集9部；特别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全集》20卷本，全文五百多万字，为持续深入研究李劼人及其作品提供了扎实厚重的基础文献；沙汀研究成果丰硕，知网查
询的研究论文就有537篇，专著与论文集8部，其中王晓明的《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吴福辉的《沙汀传》、黄曼君的《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等著作在学界都有不小的学术影响。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四川乡土小说的徘徊探索期。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体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家把文学活动纳入“一体化”的进程，规定了文艺创作的新方向，要求文学以艺术方式形象地阐释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任务。中国新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发展阶段，乡土小说也被重新命名为“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中，四川著名的乡土作家沙汀和艾芜等人，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投入到“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实践中，努力歌颂四川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新人新事物。沙汀的《卢家秀》《你追我赶》，艾芜的《野牛寨》，李颉人的《天要亮了》等小说都是这种努力的探索和尝试。这类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烙印着“主题先行”的历史痕迹。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四川新一代乡土作家逐渐形成。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大河涨水》，克非的中篇小说，周克芹的短篇
小说，书写着乡土四川的新经验新故事，得到了文坛的关注和重视。值得一提的还有克非的长篇小说《春潮急》上下两卷。这部动笔于1956年，完稿于1959年，并于1965年修改一年，直到近十年后的1974年才出版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有论者认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即“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村庄叙事都在讲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人民内部斗争，以及村庄英雄人物和革命众与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些村庄叙事更看重的是村庄的政治生活和人物的政治属性，至于落后人物身上具有的一些农民的缺点，也极少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多是纳入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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