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的外交官
—— 旧时海归之梁敦彦（上）
1854年，容闳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也是那一年，天地会在广东佛山举事，呼应太平天国起义。后来，首领陈开率军转战广西，建立大成政权，自称镇南王，1861年兵败被杀。回国后的容闳，曾在广州见到两广总督派军平乱、屠杀天地会众的景况，感慨万千。
陈开起事之初曾占领家乡顺德。有一当地男子出面，召集村中妇女为天地会众洗衣做饭。当天地会被镇压后，这个男子也被指控为匪党，遭到追捕。
大概十年后，也就是1871年，此男子的一个侄子通过了层层考察，成为容闳负责招募的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之一。
很显然，侄子一家成功隐瞒了这位“四叔”的“历史问题”。要知道，作为中国首次官方组织的留学行动，首批留美幼童的审查过程极为严苛。除天赋、知识和身体之外，考虑到中美政治体制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为免幼童被美国同化，“走上邪路”，身家清白是最基本要求，与太平天国、捻军等有牵连者必须被排除在外。
如果抛开四叔的历史问题不说，这位幼童其他方面的素质几乎无可挑剔。他年幼时，父亲去南洋做生意，他则前往香港，与在香港西环行医的祖父梁振邦一起生活。祖父将他送入香港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读书，因此自小便懂英语，也是那批留美幼童中唯一有英语基础的。加上他身处香港这种西化之地，耳濡目染，视野开阔，人又聪明灵活，自然是上佳之选。何况，他在幼童考试中也名列一班第一。
他是梁敦彦，晚清最后一任外务大臣。
戛然而止的留学
福特外交官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经耶鲁大学的一批教师和校友联名推荐，梁敦彦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名誉博士学位。这是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学位。
当年的首批留美幼童，初至美国后被全部安排于哈特福特小学。一年后，梁敦彦考上了哈特福德中学，这也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公立中学。这间中学有个俗例，高中毕业班要举办演讲比赛，各班的参赛者都是优秀学生。梁敦彦毕业那年便参加了此项比赛，演讲题目为“北极熊”，主题是俄土战争，猛烈抨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引来全场动容。
1878年，梁敦彦考入耶鲁大学，这也是容闳的母校。据说，他原本喜欢自然科学，尤其擅长数学，但祖父希望他为官，光宗耀祖，在国内的李鸿章也对这高中毕业生有各种考量和建议，于是他选择了法学系。
当年的留美幼童，除接触先进文明，视野开阔，知识结构丰富外，与国内同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长于体育运动，绝非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梁敦彦就组织了“东方人棒球队”，本人为球队投手，队友还有詹天佑等人。这支球队曾游历美国，参加各地比赛。梁敦彦还与时下一些初至异国就一头扎进唐人街的年轻人不同，他认为留美幼童不该抱团，而是应该多参加当地人的社交，融于当地文化。
这种观念在如今看来自然先进，但偏偏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在清政府的构想中，留美幼童走的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他们希望留美幼童能够与美国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绝缘，只学习科学技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幼童们根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必然会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被美国同化。梁敦彦等幼童的开放心态引起了监管官员的严重不满，何况，这批幼童穿洋服、做礼拜，甚至还剪去了辫子！
据载，梁敦彦赴美后，住在教师巴特利家中，巴特利太太对梁敦彦视同己出，照顾周到，还
解答梁敦彦在功课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并为他推荐英文小说。仅仅半年后，梁敦彦的英文便如当地人一般流利。而对梁敦彦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巴特利一家的宗教信仰，他们全家信仰基督教，巴特利夫人专门送给梁敦彦一本《圣经》，梁敦彦每周都会跟随他们去做礼拜，他曾说《圣经》中的英文是最好的英文。
幼童们的这种成长与变化，终于使得清政府无法容忍，于1881年将所有幼童召回。此时，仅有詹天佑一人因工程科目学时短而大学毕业，梁敦彦等人仍差一年才能毕业。
归国时，途经旧金山，他们还接受了当地奥克兰棒球队的挑战。梁敦彦作为投手出场，对手被三振出局。可惜，这已是这支球队的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回乡探亲后，梁敦彦与唐绍仪、温秉忠乘船前往天津报到，轮船经过福建时触礁沉没，三人借小舢板逃生。这次逃生之举无疑改变了历史——唐绍仪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温秉忠更是地位重要，很多年后，他带着三个外甥女又走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三个外甥女都姓宋，一个叫宋霭龄，一个叫宋庆龄，还有一个叫宋美龄。
一度潦倒的生活
半途回国的留美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优越的待遇，刚回国时甚至被视为犯人一般关了几天禁闭，这段经历成了不少人的噩梦。之后，他们又被随意分配至各地，不按专业、不按特长。他们未曾参加过科举，没有功名在身，留洋也绝非什么金字招牌，回国初期都极为窘迫。但在洋务兴起之际，在袁世凯等实用主义者纷纷上位后，这些留美生们的仕途普遍发生了大逆转。他们视野开阔、懂得洋务，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精英，回国初期的这段蛰伏也让他们懂得隐忍与变通。
梁敦彦的蛰伏时间颇长，而且艰辛。他先在天津电报学堂教授英文，待遇极差。他在困苦之中给远在美国的巴特利夫人写信，对方在回信中表示，人应做有益于世界的事业，作为教师，就应该安心尽力教育学生成才，不必介意薪水，于是梁敦彦安贫乐道，再无牢骚。当时，若想改变命运，唯一途经就是参加科举，于是梁敦彦授课之余，也埋头于八股文，计划参加科举。
1884年．梁敦彦的父亲去世，他回顺德办理丧事，花光了所有积蓄，竟连返回天津的路费都无法凑齐。因他逾期不归，教职丢了不说，一度还遭通缉。曾有香港牧师得知他熟读《圣经》，便聘他去教堂讲《圣经》，月薪百元。这本是个暂解燃眉之急的好办法，谁知梁敦彦
初至香港时，教堂的人见他是华人，便让他走后门。他为此力争，并拒绝入职。之后他又去广州谋生，未寻得出路，好在巧遇同村亲友，在人家的店铺中暂住，穿的是用当年留洋时所用床单改制的短衫。不过，梁敦彦曾捱过苦，对此早已不以为意。
有一日，他在街头偶遇当年在天津电报学堂的学生胡君。胡君见老师竟如此落魄，极是惊讶，他当时在张之洞的电报堂当领班，便劝老师同往，负责管理电报翻译事务。张之洞作为洋务派中坚人物，急需洋务人才，又有识人之明，很快便将干练的梁敦彦引为心腹，1888年奏保其为候补知县。赵凤昌曾在《国学辜汤生传》中记载，张之洞曾称自己与五位幕僚为六君子，赵凤昌本人便是这五位幕僚之一，另外四人分别是辜鸿铭、蔡锡勇、梁敦彦和凌福彭。以张之洞封疆大吏之位，与五名职位低微的幕僚并称，可见他对这几人的器重。
在这几位幕僚中，梁敦彦属于多功能复合型人才。他一方面可算是张之洞的“洋务文胆”，与辜鸿铭共同负责洋务文案。一向狂放不羁、眼高于顶的辜鸿铭对梁敦彦的广博极是佩服，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时，便请梁敦彦亲笔题签。另一方面，梁敦彦也凭借其干练负责了大量实操性事务，如中法战争后，他负责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电报线路建设，游走于崇山峻岭，最终完成了南方电报网络的建设，并培养出了大量电报专才，堪称中国电报业先驱。
他还承担了大量向外国购买军火的工作，经手银子不下千万两，换做别人早已借机中饱私囊，他却拒不受贿。
从幕僚转向真正的仕途，梁敦彦只需要一个机会。（
本文资料来源于腾讯《大家》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