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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简介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简称Cantab），位于英格兰的剑桥镇，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齐名为英国的两所最优秀的大学，被合称为“牛桥（Oxbridge）”，英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政治家都来自于这所大学。剑桥大学也是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有81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此执教或学习(请参考至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70多人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剑桥大学还是英国的名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和欧洲的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成员。
剑桥大学历史
12世纪，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来到这片平坦、潮湿的沼泽区定居，剑桥镇由此诞生。
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离去，其中一部份人来到了剑桥镇。离开，重建，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份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
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主教座堂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情况模糊不清，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的基本条件。最迟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这种教会特权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说起这一点，剑桥的大学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剑桥经常后于牛津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希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跟牛津一样，剑桥的这所大学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负责监督。1280年，在这种私人旅舍被有着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学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经有34家这种大学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证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直到学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学院、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学院设有
一位院长和十四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两名财务主任负责财务管理，一位募捐负责人，能付得起钱的时候就还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二、三名贫困学，这是一个获得学位者的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入学年龄：14岁左右。当时上大学的都有些什么人呢？首先，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层社会将他们的儿子们送来剑桥，贵族和乡绅比较少。中世纪早期学生的生活环境像修道院一样严厉、贫穷。经常是只有神学博士，即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家，有权得到一个自己的房间。其他的所有院士都跟一组大学生同居一室――圣约翰学院规定：“一张床上不超过二人，除非他们不满14岁。”清晨和晚上必须做礼拜，坐在简陋冰冷、地面铺着干草的教室里听讲座、进行辩论。没有体育活动和有组织的业余时间。惟一的调剂：城里的小酒馆和夫人们。早在1342年就有人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们时兴的越轨表示不满了：“光头本是他们的地位的标志，他们蔑视这一标志，女人似地将头发长长地披在肩头，或者烫成卷发、涂脂抹粉（……）他们穿毛领长袍、红绿格子的鞋，围很长的真丝围巾，他们手指上戴着戒指，腰缠又宽又贵、嵌有人物和黄金的腰带，腰带上挂着剑似的刀子。”当时一学年就分成三学期了。和中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一样，在剑桥，基本课程设
有七门“文科”, 人们也称它们是“不能谋生的艺术”：老一套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学，然后是算术、音乐、天文学和几何学四学，另有三门哲学：玄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七年学习后，谁通过了文科考试，就成了文科硕士，有权授课。可是，如果有谁想成为法学、医学或神学博士，在王室或教会发展，他们就得再熬过十年――整整十七年，没有分文助学金。
牛桥毕业生从前就有最理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348／49年的那场夺走了英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医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剑桥共有八所学院,大约20多家旅舍。整个大学有将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个女王学院的多。直到15世纪，牛津的这位穷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样大的规模，虽然影响还不及它。
中世纪的学院也是灵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们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他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他们的女人，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国家官员、商人，主教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
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和牛津）惟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1352年――30年后，市民们险些又将它毁掉。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城市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痛苦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镇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足球和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学才失去了它的监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一直将它的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准逮捕和演戏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许可证的权利。
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份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
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宗教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
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惟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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