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激荡四⼗年（⾮常精彩！）速腾1.4t
⼝述⼁吴晓波
整理⼁朱丹
来源⼁创业家（chuangyejia）
以下为吴晓波2017年年末的演讲节选，内容经过编辑，未经本⼈审阅。
今天我们让⼀起回顾⼀下改变中国命运的改⾰开放四⼗年——1978到2018。
图⽚来源 / 图⾍
1、激荡四⼗年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当时的中国是⼀个极其贫穷和微不⾜道的国家。今年中国是全球的第⼆⼤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4.8%。
1978年，中国⼈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中国⼈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是⼀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国家。
再来看恩格尔系数，1978年，⽼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品。今年中国⽼百姓每⽉39%的收⼊⽤于购买⾷品，61%⽤于购买提⾼美好⽣活的商品。
1978年，中国⾼楼没有超过200⽶，今天全世界10幢最⾼的⼤楼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没有⼀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营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道。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全中国⼈民⼀样穷。中产阶层在1978年是⼀个要被鄙视的名词。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是除美国以外，⽐所有发达国家的⼈⼝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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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消费掉的，⽽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中国⽼15岁，⽽美国⽹民平均年龄⽐中国⼤5岁。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美国年轻10岁。
1978年，中国⼀年的汽车产销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汽车产销国。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同时，所有和农业⽂明、⼯业⽂明相关的基础⽣产资料，中国都是最⼤的消耗国。
2、⽔⼤鱼⼤？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专门翻了TIME（《时代周刊》）。
40年前邓带领中国摆脱了阶级⽃争，被TIME定义为当年的年代⼈物。
1984年，TIME有⼀期封⾯是⼀位中国年轻⼈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标题是《中国的新⾯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告牌、出现可⼝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堵⼀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常危险》为封⾯标题，孩⼦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篇⽂章《中国赢了》的⽂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下。
通过这⼀本西⽅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天发⽣。如果静态来观察，我们发现所有的变化都⾮常陌⽣。中国“这只船”这么⼤，但每天都⾯对着巨⼤的不确定性。
改⾰开发四⼗周年来中国的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发⽣了巨⼤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的呢？怎么解释？⼏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法作答。
20多岁的费正清（历史学家、汉学家）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他在1940年代中期写了《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这是西⽅学者第⼀次把中美对照起来的⼀本书。当时费正清认为中国正在发⽣⼀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的⽂明和制度以及语⾔作为⼀个对应体。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是对西⽅⽂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个冲击反应的结果，⽽是⾃⾝内在的基因变⾰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
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个冲击反应的结果，⽽是⾃⾝内在的基因变⾰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的内在性和动⼒源。但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后就去世了。他很不负责任，中国的动⼒源是什么？内在动⼒和需求是什么？他没来得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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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的让⼈恐惧。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罗纳德·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中国》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结论：
⼀、1978年中国的改⾰开放是⼆战以后⼈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运动；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年内超过美国是⼀个⼤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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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法⽤西⽅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的成功是⼈类⾏为的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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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曾经对中国讲过⼀句话——“西⽅⼈关于中国的认识有⼀半是⽆法理解的，另外⼀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这是⼀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聪明的⼤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个巨⼤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在过去四⼗年⾥，起码五次西⽅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开放四⼗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问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师，我说我在写⼀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年的经济史，如果你⽤⼀
个词来形容这⼗年的话会是哪个词？周⽼师说是“⽔⼤鱼⼤”。上个礼拜周其仁在演讲中提了⼀个有趣的设问——今天中国变成了全球的第⼆⼤经济体，“⽔⼤鱼⼤”。
⽔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很好，那么为什么那么“鱼”⾮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开放40年⾥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很多是咱们中国⼈。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来？这个问题在很多⼈的⼼⽬中仍是⼀个问号。
3、中国经济的四个动⼒
图⽚来源 / 图⾍
到底发⽣了什么？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年⾥，写《激荡⼗年，⽔⼤鱼⼤》不断问⾃⼰的⼀个问题。我在书⾥讲了中国经济改⾰的四个动⼒，今天拿来也跟⼤家做⼀个分享。
第⼀，制度创新。这四⼗年变⾰，是⽆数多的产业制度、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变⾰，⼀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动⼒源。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鱼”会⾮正常死亡？有⼀句⾮常可笑的话，“所有的改⾰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19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去做调研，替中央写调查报告。当地有⼀个叫陈定模（创业家&i⿊马注：1984年任龙港镇委书记）的⼈，在温州螯江圈了⼀块地宣布说：我要做中国第⼀个农民城。然后他拿了⼀张图纸，到温州到处卖给⼤家，我卖给你房间，你花5万元可以圈⼀块地，随你造楼。然后楼造完，前⾯⼀条马路，这边归你修，对⾯归⼈家修。我去调研时，他已经做了5年。
我离开时，陈定模请我喝酒，跟我讲了⼀句话，他说：吴先⽣，你知道吗，中国改⾰开放，所有改⾰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常震撼，后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激荡三⼗年》。
回过头来看，你会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税收制度改⾰，社会保障制
度改⾰，⾦融企业改⾰，哪⼀项改⾰不是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第⼆，容忍⾮均衡。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每天喊⼝⼦，每天饿肚⼦，每个⼈都⼀样穷。1978年以后发⽣了什么？每个⼈的⼼都变得很躁动。有的⼈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要考⼤学，有的⼈到南⽅开始倒卖盒带。⼀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句很经典的话叫什么？让⼀部分⼈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种⾮均衡的发⽣。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部分⼈先富起来的？是那些智商最⾼的，学历最⾼的⼈？不是。因为当年这⼀波⼈在政府⾥，在军队⾥，在⾼校⾥，在国有企业⾥，⼤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谁先富起来的？是那些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农民，“投机倒把”分⼦。所以，容忍⾮均衡的结果，不是最优秀的先起来了，⽽是那些最想致富的⼈先致富了。
你会发现，过去的四⼗年中国改⾰开放发展过程中，⼀个⼈能不能成为优秀的⼈，跟你出⽣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智商⾼不⾼，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跟它有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你敢不敢为了致富⽽冒险。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开始把平均主义的⼤平台彻底打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外企进⾏
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很多的区，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贸区、⾃由港。这就是⼀些允许被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和企业，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
第三，巨国效应。这个词是我跟管清友聊出来的。他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座各位脑袋⽐欧美⼈更聪明？我们是⽐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处在⼀个⾮常⼤的国家。
我写《激荡三⼗年》时，曾经⽤过⼀个例⼦，1978年⽉底，北京召开⼗⼀届三中全会后，柯达胶卷全球总裁看《⼈民⽇报》以后，就飞到⾹港，他在⾹港遥望对岸就⼼潮澎湃，⾃⼰终于到⼀个要发⼤财的地⽅，那个地⽅有10亿⼈⼝，每⼀个⼈买⼀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我们这四⼗年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关系。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的⼈⼝居住在城市⾥，今天多少呢？将近60%。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
今天中国有两家互联⽹公司，⼀个叫阿⾥，⼀个叫腾讯，（2017年）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的公司。马云和马化腾的智商⽐硅⾕、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60后、70后更聪明？好象也不是。随着互联⽹⼈⼝增加，中国⼀定会出现⼀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的公司，⽆⾮他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但是⼀定会出现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
第四，技术破壁。任何⼀个国家不断进步迭代（都依靠）两种能⼒。第⼀种是制度变⾰。但是有⼀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
但是，有⼀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今天中国很多产业变⾰，⾦融产业变⾰，通讯产业变⾰，媒体产业变⾰，是制度变⾰所产⽣的吗？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的抓在（相关部门）⼿⾥。但是，技术使得很多牌照变成了⼀张废纸。所以，技术“破壁”是⼀种新的不逆动⼒。
回过头来看，这四⼗年来，中国发展是⼀轮接⼀轮浪潮的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的结果。随着欧美国家劳动⼒⼈⼝（成本）的提⾼，能源价格的上涨，⽩领⼈⼝的增加，没有⼈愿意做⼯⼚，怎么办？好，把⼤量的⼯⼚腾挪到亚洲地区。恰恰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成本也开始提⾼，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互联⽹经济，中国赶上⼯业⾰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命的头班车。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发起了⼀次⼜⼀次的冲击波，它改变了⼈和消费的关系，⼈和商品的关系，⼈和服务的关系，⼈和⾦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它⼜改变了⼈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中国⼜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我们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同时，瞻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命，看到了新能源⾰命、材料⾰命、基因⾰命，⽽这些⾰命⼜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的增长，发⽣了重⼤应和。
所有这些变化，好象⽼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句开玩笑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
他可能是我们“中国⼈”。我们真的⾮常⾮常的幸运，⽣活在⼀个商业好的时代。
所以，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年，我记得⼗年前在写《激荡三⼗年》的时候，曾写过这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名⼭丘崛起为峰，天地⼀时⽆⽐开阔。
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年。
奔驰s600轮胎4、需要致敬的四类⼈
图⽚来源 / 图⾍
这四⼗年中，我们需要向⼀些⼈致敬。向哪些⼈致敬？
第⼀个需要致敬的叫做农民⼯。今天有⼀个词叫鄙视链，⼀个阶层⼀个阶层的鄙视，农民⼯可能处在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如果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个致敬的是农民⼯，2.3亿的农民⼯。他们在改⾰开放的时候，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问题，但是他们要进⼊到城市的时候，发觉这个国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们），然后他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办了中国乡镇企业，然后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以“不真实”的⾝份进⼊到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