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与上海广东社会内的政见纷扰(1917－1927)
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是中国南北分裂的年代，两个政权的对峙和互相征讨，加深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围绕如何解决国内时局，上海广东同乡社会出现了尖锐的政见分歧。以广肇公所为首的同乡组织坚持南北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从而遭到同乡社会内亲民党势力的抨击。本文分三个阶段对广肇公所以及这一时期公所与广东政府的关系作了探讨，并对商团事件等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摘自《史林》2007年第5期作者宋钻友)
试论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
作为中古后期英王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王国大臣，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充满了矛盾的意涵。一方面，他反对专制的“唯有王家的统治”，提倡“政治的和君主的统治”，主张法律和议会对君主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却主张君主在经济上开源节流，以巩固君权统治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重组“国王的会议”辅政，以制约议会的立法权。他的学说的主旨其实并不在于限制君主，而在于消除内战的动荡状态，重建君主制的稳定统治秩序。他仍然是一个正统的中世纪思想家。
(摘自《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作者孟广林)
试论中世纪法国王室的“圣德尼崇拜”
在宗教氛围浓郁的中世纪西欧，几乎每个社会体都拥有自己的守护神(庇护圣徒)，法
国王室亦不例外，它也常年沐浴在其守护神圣德尼(saint Denis)的圣光之下。通过对“圣德尼崇拜”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崇拜的确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法兰西王权和圣德尼修院的合作经营下，圣徒德尼终究成为法兰西君主的守护神、国家的守护神以及王权象征物的守护神。正是在“圣德尼崇拜”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辅佑下，法兰西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法兰西王权开始走向绝对化。然而，绝对化的法兰西王权最终灰飞烟灭，隆崇的圣德尼修院最终亦败落凋零。
(摘自《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作者陈文海)
嫘祖故里试探
嫘祖西陵氏是黄帝正妃，她是蚕丝的发明者，又是热爱云游的旅行家，故被炎黄子孙尊称为“人文女祖”、“先蚕”和“行神”，受到尊重和祭祀。但嫘祖的故里在哪里?据统计：全国有十四五处之多，各地众说不一。据武威汉简中的有关记载和《水经注》中的相关说明，汉代
西陵就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境内。西平在远古又是炎帝族系西陵氏、吕氏、雷氏的聚居区。炎帝族系与黄帝族系是互婚集团，西平与黄帝故里新郑较近，嫘祖成为黄帝正妃是完全可能的。西平自古适合蚕桑，在西平又发现与嫘祖时代相当的仰韶文化遗址，故说西平是嫘祖故里，其依据是较为充分的。
(摘自《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作者朱绍侯)
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与牧羊业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牧羊事业曾几度规划，但起不大，其羊毛工业使用原毛的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出现，为日本在大陆发展牧羊业提供了机遇。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中国东北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日满绵羊协会”的活动范围扩大，改称“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日本企画院制定了《羊毛生产力扩充计划要纲》，规划到1946年
在中国大陆及日本等地达到拥有改良种及原种绵羊2450万只、生产羊毛4115万公斤的规模水平，力图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羊毛资源。
(摘自《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作者丁晓杰)
历史与行政：后战国合理性观念研究
在实际政治事务中，合理性思维是更为切实有用的观念。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能够更加务实，而少唱高调。一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和一种长久的观念定势，使得合理性思维成为最可取的思想路径。在秦汉之际，就历史合理性思维所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来看，只能证明，政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着复杂的变数。周秦作为汉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两面镜子，从正反两面为汉人的历史路径定向。后战国时期，“汤武革命”和“逆取顺守”是两个最有创意的思想命题。二者均关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复杂纠葛。合理性之于合法性明显具有一种历史存在论和政治工具论上的优先性。
(摘自《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作者雷戈)
华夏古“帝”考——黄河文明探源之一
“帝”是华夏先民的最高天神，夏商周秦人皆崇祀之。上古文献反映古华夏的“帝”以及对它的祭祀，与印欧古代文明对天帝的信仰和崇拜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又证明，上古汉语的“帝*tees”与原始印欧语的*Deus(天帝)同源。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和印欧史前文明的联系。
(摘自《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作者周及徐)
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
京城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将从事商业活动并有店铺者称为“铺户”。铺户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诸多铺户中，对京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有百年老店、老米碓坊以及银号钱庄等，也包括那些有着许多铺户的大商人乃至御用商人。他们在京城乃至国家经济运行中充当着重要的角，但由于其资本的积累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是难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刘风云)
雍正与清初禅学之兴衰
自号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不仅优渥僧人，推奖禅宗，而且以人间教主、超等宗师自居，以宫廷为禅堂，以王公大臣为法友，宣讲禅法，著书立说，直接参与僧争，为禅门宗派定是非，把禅宗思想与政治完全焊接在一起。清初禅宗思想因雍正的推奖而耀人眼目，禅宗
也因教主皇帝的推奖而每况愈下。
(摘自《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作者麻天祥)
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考察人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摘自《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作者陈先初)
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
汉代“亡人”的存在背离“编户齐民”理想社会组织秩序。作为行政管理者难以控制而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人，“亡人”的活动往往促成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礼俗的自然传播。“亡人”福特斯的数量和流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若形成规模，也可能导致“流民”运动。分析汉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进步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亡人”和“流民”的积极的推动力。
(摘自《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作者王子今)
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
在古代和现代学者的著述中，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本文试图发掘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特征，指出作为城邦的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彩。虽然从法律上看，长老会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监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斯巴达政体200年来的稳定，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的地位相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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